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揭示了苏联存在的许多特权现象。他提到，在苏联解体前，政府各级官员享有特殊待遇，且这种待遇有严格的等级区分，官员的职位越高，待遇越优厚。仅在莫斯科，就有超过四万名官员享受各种特权待遇，这些待遇根据官员级别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尤其是部长级官员，尤其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他们几乎达到了苏联权力的顶端，享受着奢华的生活。与这些特权阶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通苏联人民却常常在贫困中挣扎求生。曾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利加乔夫在回忆中提到，1983年他刚被任命为部长时，第二天就配备了一辆高级轿车。尽管他试图要求更换一辆较为低调的轿车，却遭到了上级的训斥，理由是这样的举动被视为搞特殊，破坏了苏共的风气。新晋的高级官员感到非常震惊，无法理解这种要求。

此外，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在1936年访问苏联后，写下了《从苏联归来》，进一步揭示了苏联社会的阶级差距。他在书中指出，苏联高层领导人的生活标准与普通民众天差地别。以饮食为例，苏联的高层官员餐桌上摆满了各式美味佳肴，像是冷盘、各种火腿、腌制的鱼、熏制鱼、冻鱼等一应俱全，热菜更是种类繁多，像虾烧鲟鱼、奶油棒鸡等琳琅满目。相比之下，普通苏联人则处于困境之中。

那么，苏联普通人的生活究竟有多艰难呢？在许多普通家庭中，人们不得不创造性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准备食物。肉类、鱼类等蛋白质来源极为稀缺，连最基本的面包也常常难以得到，导致很多家庭只能依赖米饭、面粉等基础食材制作简易的食物。在莫斯科，大学生、教师和低级职员的生活状况也十分困难。尽管他们的工资微薄，但如何使用这些钱却是个大问题。面包、牛奶、肉类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往往供应紧张，许多商店前排队时间长达一个小时，而且即使进了店里，也不一定能买到想要的东西。这使得他们的生活极为拮据，而这种困境与苏联高层的奢华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纪德在苏联旅行时，来到黑海东岸的苏呼米，这里有一家专门接待苏联高官的旅馆，令他惊讶不已。他发现这家旅馆的舒适程度和美观程度可以媲美法国最顶级的浴场，堪称世上最接近幸福的地方之一。这家旅馆旁边还设有一个专门为高层提供食物的苏维埃农场。然而，只需越过农场旁的壕沟，眼前便是简陋的房屋，这些房屋面积狭小，长宽仅有两米多，每四个人合住一间，每人的租金为两个卢布。而附近的饭馆，每顿餐费为五个卢布，这对于月薪仅七十五卢布的普通苏联人来说，几乎是无法承受的。普通人认为，除了面包之外，干鱼就已经是极其奢侈的食物了。通过这种鲜明的对比，纪德揭示了苏联社会中上层阶级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巨大差距。

纪德在书中也以挖苦的语气写道：在苏联已经形成了‘新资产阶级’，他们继承了所有资产阶级的恶习。刚脱贫的他们，已经不再看得起曾经和他们一样贫困的人，反而渴望享受曾被他们所唾弃的地主和资本家的特权，并且学会了如何获取这些特权。他还提到，苏联官员根据职位的不同，享受不同层次的待遇。最高层的克里姆林宫官员享有克里姆林宫份额，可以享受许多免费供应。在莫斯科，特定的商店专门为老布尔什维克、元帅、将军、著名学者、宇航员等提供优惠商品。这些商店提供的商品质量优良，价格实惠，远低于普通商店。

除此之外，苏联还有一些专门为特权阶层提供商品的商店。例如，莫斯科的格兰诺夫斯基大街上设有内部商店，专供高级干部购买商品。在莫斯科的国营百货商店，有一个编号为200的内部销售部，只有副部长级别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购买。而中央百货商店也设有专门为较低级别官员提供的45号售货部。为了方便高级官员购物，苏联还发放了特殊配给卡。这些卡不仅是进入特权商店的凭证，还能决定他们可以购买商品的数量，官员的级别越高，允许购买的商品金额也越多。此外，一些外宾商店还提供进口商品和稀缺商品，只有拥有卢布证券的人才能购物。这些卢布证券是通过外汇兑换的特殊卢布，只有特定的官员、外交官和记者等才能获得。

在结束苏联之旅后，纪德深感震撼，意识到苏联官员采取的各种手段与他们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口号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苏联街头随处可见人人平等、革命友谊深厚、共同享受革命成果、同甘共苦共富贵等标语，宣传着社会主义的理想。然而，现实却与这些口号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