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之战，秦国虽然最终赢得了战争，但这场胜利并不光彩，秦军在此战中的胜利手段令人震惊。白起亲自指挥了对四十万赵军降兵的屠杀，而赵国的赵括则因其纸上谈兵的策略，成为后世的笑柄。如果赵国在战斗中没有突然更换指挥官，而是继续由廉颇带领军队与白起对决，或许赵国的命运会有所不同。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李牧抗匈奴的历史事件来做个对比。长平之战历时三年，赵国的廉颇以守为攻坚持了近两年，但后来被更换，随即赵国惨遭失败。与此相似，李牧在抵抗匈奴时，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况。李牧长期驻守赵国北部边境，专门防备匈奴，他并不像大多数战将那样频繁出击，而是像廉颇一样坚守自己的防线，只做必要的军营建设，比如从军市收税、为士兵宰牛供养，注重军事训练，并加强烽火台建设和间谍侦察。他还特别下令，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击，违者斩杀。李牧在防守的同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而赵国的上层却对此不满。

赵孝成王觉得李牧和廉颇这类指挥官过于保守，认为他们不敢主动出击，视之为怯敌，结果两人都遭遇了更换。换将后，赵国的战争局势急转直下，赵括带领赵军主动出击，结果却毫无收获，反而损失惨重。然而，与廉颇相比，李牧稍显幸运，在被重新启用后，他继续发扬自己独特的防守战术，最终以围歼战术大获全胜，成功击退匈奴，使得匈奴在十多年内不敢侵犯赵国边界。反观廉颇，由于赵括的失败，赵国无法再翻盘，廉颇最终选择隐退。两人都使用了相似的防守策略，但由于所面临的敌人不同，命运的走向却截然不同。

那么，秦国与匈奴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呢？两者都以勇猛善战著称，但匈奴更擅长机动战和游击战，而秦国则拥有全面的军事能力，既能打阵地战，又擅长攻坚战和运动战，而且骑兵和射击水平与匈奴相当。因此，廉颇面对的秦军是极其强大的敌人，秦国军队早已是精锐的作战机器，不论在任何战术上都具备优势。显然，秦军的战斗力远超过匈奴。在这种情况下，廉颇坚持稳守防线，依托营垒展开先守后攻的策略是正确的。

除了战场上的较量，战场外的政治博弈也是决定长平之战走向的关键因素。秦昭王在位已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而赵孝成王刚刚继位，政治经验不足。秦昭王明确表示，他的战略目标是通过远交近攻的方式，实现对其他六国的战略进攻。自秦孝公即位以来，秦国就始终在强化东进战略，直指霸业，秦昭王在位期间已经为此付出了长达百年的努力。因此，秦国不仅要占领韩国的上党郡，还要彻底消灭赵国的主力军，打出一场歼灭战。

《孙子兵法》提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意味着，最上等的用兵之道依赖于战略上的胜利，其次是外交上的胜利，再其次依靠兵力，最下策才是直接进攻敌城。秦国的战略是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不仅拥有强大的兵力和攻城能力，还善于在战略层面通过巧妙的政治手段削弱敌人。因此，赵国在战场外没有任何盟友，最终不得不单独与秦国对抗。

赵国未能在外交上形成有效的合纵联盟，其中有秦国巧妙的布局，也有各国内部的政治纷争。例如，韩国在事件爆发后希望两国相互削弱，以图自保；魏国则受到秦国的诱惑，答应不出兵援赵；齐国则在地理上与赵国紧密相连，然而没有选择出手援助；楚国刚刚经历政权更替，选择保持中立；燕国由于自身的困境，亦无法支援赵国。因此，赵国在战场外的外交形势相当不利。

在长平之战的初期，秦赵两军各自建立了三道防线。赵国的防线包括空仓岭、丹河和百里石长城，秦国的防线则包括沁河、空仓岭和丹河。战争一开始，赵军的空仓岭防线被突破，廉颇被迫退守到第二道防线——丹河防线。此时，秦军也占领了丹河西岸，赵军失去了最重要的防线。接下来，双方展开了长期对峙，廉颇坚持稳守，不主动出击，秦军也未能占到太大便宜。但在此时，赵括被调上阵，局势立即发生了改变，最终秦军取得了胜利。 如果廉颇没有被更换，继续坚守防线，战局又会如何呢？可能的情况是，秦国仍然会启用白起，因为王龁在对抗廉颇时未能取得明显优势。据史书记载，王龁曾多次主动进攻，但廉颇始终坚持防守，并未轻易上当。因此，秦国可能会调动更强大的兵力，力求通过压倒性的优势突破赵军防线。而白起擅长围歼战，在伊阙之战中曾大败魏韩联军，斩首二十四万，打破了秦国的东进阻碍。他的围歼战术深得秦国将领的信任，尤其是在面对廉颇这种稳守防线的对手时，白起的战术更有可能得到应用。 通过分析王翦与李牧的对决，我们也能看到，赵国名将如廉颇、李牧，其军事能力并不逊色于秦将。最终，他们的失败主要还是出在了战场外的政治博弈上。如果把战场上的硬实力和外部的软实力分开来看，廉颇若继续坚守，他未必会败给白起。李牧的经验也表明，防守为攻的战略并非不可取，它能够有效地削弱敌人的进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