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几艘庞大而漆黑的军舰像幽灵一样无声地停泊在日本海面。海上黑烟弥漫,遮蔽了天日,江户城内一片混乱,民众惊恐地称这些舰船为黑船。
六天后,江户幕府接见了黑船的指挥官,美国军官佩里,这一事件标志着日本长达百年的闭关锁国政策终于被打破,国门打开。这个场景曾经在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上演,但为何在整个亚洲,只有日本成功地进行了现代化改革,成为第一个迈向近代化的国家呢? 19世纪初期,日本严格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在此期间,欧洲和美国完成了产业革命,并迫切希望拓展市场,列强的压力逐渐逼近日本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岛。各国商船纷纷来到日本近海,要求登陆通商,但这些请求都遭到江户幕府的拒绝。最终,俄罗斯率先出手,派遣了一支由四艘军舰组成的舰队,指挥官普提雅廷曾是俄国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的代表。 不久后,美国军官佩里带领的东印度舰队也抵达日本。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舰队早早出发,却因种种原因比佩里晚到了几周,错过了这一历史性时刻。1853年7月,佩里率领的铁甲舰队顺利抵达日本,这些铁黑色的舰船令日本人大为震惊,他们将这些舰船称为黑船。佩里提出要与幕府首脑会谈,尽管最初遭到拒绝,但佩里的舰队始终停靠在江户湾,最终,经过六天僵持,幕府同意接见。虽然此次会谈没有实际成果,但佩里展示的强大军力和先进武器让日本震惊不已。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很快与英、俄等国也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黑船事件彻底打破了日本一直以来的孤立状态,也打开了他们迈向现代化的大门。 作为闭关锁国的代表,中国和日本的改革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命运?为什么日本在黑船事件后能够走上彻底改革之路,而中国的改革却步履维艰,甚至未能成功?明治维新开始于1868年,而1898年,清政府也尝试进行戊戌变法,即百日维新。这两者的时间差仅为30年,但原因远非时间差这么简单。 首先,思想启蒙为日本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在明治维新前的100多年里,日本国内已经有人开始研究西方学问,他们将荷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先进思想称为兰学,这为日本了解西方提供了重要渠道。虽然日本当时严密限制外国宗教的传播,但荷兰人在这方面非常低调,因此他们得以在日本活动,而荷兰也成为了少数能够与日本通商的国家。西方的现代科技,如解剖学、工程制造技术和航海技术等,通过荷兰传入日本,对日本的思想启蒙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兰学影响的不断扩大,国内的儒学与兰学争论愈发激烈。日本人民开始质疑中国中心论,思想界逐渐呈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趋势。人们希望突破旧有的道德和习俗,为国家未来发展开辟一条新路,而这也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重要思想基础。 其次,日本的特殊地理条件使得他们始终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作为海岛国家,日本人对海洋的熟悉度远超中国,这使得他们对海防问题特别重视。幕府后期与西方各国的交流,促使日本逐渐意识到海洋安全的重要性,而这一点直接受到俄罗斯的威胁。俄罗斯与日本在北方领土,如库页岛和北方四岛上有长期的领土争端,日本对这一问题的警觉为日后的现代化提供了动力。 此外,日本十分清楚大清朝的危机。鸦片战争后,列强已通过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大清的遭遇深深警醒了日本。尤其是在黑船事件后,日本人吉田松阴与中国人罗森的交往,显示了两国在认知和应对世界局势上的巨大差异。罗森在访问日本时,将见闻写成《日本日记》,并将《日美和亲条约》翻译成中文。然而,罗森并未对日本的处境给予足够重视,将其视为一次简单的旅游,而对中国的冷漠态度反映出两国在应对外部压力上的差距。与此相反,吉田松阴早在鸦片战争后就已经表达了对日本危机的深切关注。他带领弟子们偷偷登上佩里舰队,以了解西方世界的情况,最终他认识到,日本要摆脱外患,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内部改革。 黑船事件后,日本国内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举措,设立蕃书调所,类似中国的同文馆,教授西方学问。此后,幕府还开设了英语学校、外国人居住区和现代军官学校,并多次派遣官员赴英、美、俄等国学习先进技术。与中国的洋务运动相似,幕府通过这些措施为日本的现代化积累了重要资源和经验。尽管如此,改革过程中仍然面临不少守旧派的强烈抵制。 1853年到1868年期间,思想改革与技术创新不断推进,直到明治维新彻底展开。这一阶段的变革动因大多来自外部压力——日本受到了来自西方强烈的震动,才终于觉醒。而中国的改革则因为守旧派的顽固阻力,变得异常艰难。 明治维新的核心在于彻底的政治与经济改革,以及全盘吸收西方文明的成果。相比之下,中国的戊戌变法则过于局限,在封建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改革,且未能真正改变传统的思想模式。最终,中国的改革派由于力量薄弱,难以在短时间内集中资源推动改革,最终导致失败。从日本的明治维新中,我们可以汲取很多经验与教训。日本的忧患意识和开放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