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4月，上海，陈独秀的寓所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这位客人是李大钊介绍来的俄国人，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轨迹，也标志着中共党史上南陈北李，共同建党的开端。来人是俄共（布）中央派出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维金斯基，他的中文名字是吴廷康。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库茨涅佐娃和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当陈独秀看到李大钊的引荐信时，脸上露出了愉快的笑容，热情地欢迎道：啊，欢迎，欢迎！杨明斋随即补充道：维金斯基的秘书马马耶夫和妻子萨赫雅诺娃留在北京，协助李大钊在北方开展建党工作。陈独秀点了点头，回应道：我和李大钊多次讨论过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党，这次吴先生和杨先生来华，正是我们期盼已久的。

维金斯基聚精会神地听着陈独秀的讲话，杨明斋将陈独秀的怀宁方言翻译成俄文后，维金斯基用力点头，并且用生硬的中文说：我这次来华的任务是了解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的先进分子、革命社团建立联系，同时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行性。陈独秀回应道：吴先生希望和中国的先进分子建立广泛联系，上海是最合适的地方。这里聚集了各种学派和社团的人物，这几天你们先休息一下，过几天我再为你们安排与相关人士的会面。不久后，维金斯基便与来自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等各个思想流派的人物接触了，包括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季、袁振英、沈雁冰、周佛海、刘大白、沈仲玉、慰克冰、丁宝林、戴季陶、张东荪等。

有一天，陈独秀向杨明斋问道：吴先生对在上海建立党组织有什么看法？杨明斋回答：吴先生认为中国的新思想非常活跃，但也感到思想上缺乏统一。而且，这些学者主要停留在演讲和写文章上，没有实际的组织和行动。杨明斋有些担忧地说道。陈独秀安慰他道：中国的腐败势力仍然很强，现在做讲演和写文章是必要的。这就像劳动者先要求改良，再要求管理权一样，必须一点一点来。陈独秀进一步表示，事实上，维金斯基来上海后，许多人表现出了对共产主义的兴趣，除了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还有戴季陶、张东荪、沈仲九、刘大白、胡汉民等人。戴季陶夫妇住在渔阳里6号前楼，正好是陈独秀的邻居，对于这位《星期评论》的主编，维金斯基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此外，维金斯基对《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的印象也很好。

我的意见是，由陈先生和戴季陶、张东荪为主发起组织共产党。他们都是积极的活动分子，又有社会主义倾向。随着天气渐热，维金斯基希望加快建党的进程。陈独秀听后表示：可以试试。然而，张东荪很早就对共产主义感到不适应，参加了一次碰头会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陈独秀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说道：张东荪和胡适一样，自称不谈政治。除非他躲到深山去，怎么可能逃避政治呢？他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政治。他补充道：张东荪和戴季陶都对‘共产党’这个名字不感兴趣，能不能不叫共产党？陈独秀问维金斯基。那叫什么呢？维金斯基反问。

叫社会党如何？陈独秀提议，想到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先试着搞起来，如果不行，再改也不迟。维金斯基点头表示：只要服从共产国际，名称上可以不强求。陈独秀沉思片刻后说道：我再给守常写封信，和他商量一下。在起草党纲时，戴季陶看到其中一条党员不做资产阶级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时，眉头一皱，说：我和孙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一条我绝对无法接受。陈独秀解释道：他参加同盟会时，是按誓言和手模发誓，宣誓服从孙中山先生。

陈独秀曾在戴季陶处看到过一幅丝绢挂轴，上面写着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三人在1913年为戴季陶题词，孙中山的题词是淡薄明志，宁静致远，足见孙中山与戴季陶的深厚关系。戴季陶和胡汉民中途退出后，维金斯基情绪有些低落，陈独秀却变得更加坚定，热情地表示：建党的事情势在必行，非做不可！此时，沈仲九、刘大白等人也提出不能接受党纲。沈仲九和刘大白是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人类不应有任何政治组织，他们既反对清朝封建政治，也反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对于这些人的反对，陈独秀表示：无政府主义者批评资产阶级国家，我是赞成的，但我认为国家、政治、法律是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就可以改进，不能抛弃不用。

沈仲九、刘大白退出后，陈独秀安慰维金斯基：没关系，思想不一致，勉强不得。在北京，李大钊和张申府讨论了陈独秀的来信，李大钊说：俄国以前叫社会民主工党，现在已经改名为共产党，其他一些国家也曾叫社会党，现在也改成了共产党。我们也可以叫共产党。张申府答应道：好，我会给仲甫写信，就这么定了，叫共产党。 三个多月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格局，也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此走上了伟大复兴的道路。客观来说，无论陈独秀在党史上存在多少争议，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执着的追求是值得敬佩的，正是这些品质使得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