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的历史中，清政府通过多次出征成功收复了新疆和蒙古等地区，使得中国的领土面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这一成就与清军的多次征战密不可分。打仗不仅仅是兵员的对抗，更重要的是后勤保障。大家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句话正是强调了军粮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然而，清代的作战中，清军常常使用牛羊等牲畜来替代粮食，这种做法看似不同寻常，但仔细一算便能理解其背后的经济效益。

在康熙三十六年，朝廷准备征讨噶尔丹时，康熙皇帝指派了大臣班第领兵出征。康熙亲自发布口谕，指示此次出征时，除了常规的米粮外，还可以购买大量的牛羊。康熙在口谕中明确提到：米则照常随行外，沿边有牛、羊可买……每路备买牛、羊各二万发去，于军资大有裨益。他的这一指令其实反映了朝廷的考虑——购买牛羊能帮助节省军费，减轻运粮的压力。当时清军在征战噶尔丹时，所经过的地区大多地处新疆，那里缺乏充足的粮食，必须从后方运送粮草。而从甘肃到新疆，途径青海，山高路远，运粮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为了保证粮食能及时送到前线，必须设立大量的驿站，调动大量的民夫，且确保粮食运输按时到位。

根据清代的规定，军粮的运输每百里设立一站。在关口内，每石粮食的运输费用为一钱五分，而关口外则需四钱。若采用车辆或马匹运输，则每百里需三钱。如果是民夫运送，则每石粮食需要三个民夫，每百里运输费用为五分。如果是关外的运输，费用更高，且米量相应减少。就以从甘肃出兵，抵达准噶尔的费用计算，这样的军粮运输费用是极为昂贵的。因此，粮食的运输成本往往占据战争开支的主要部分。

与粮食运输相比，牛羊的运输则显得更加高效。因为牛羊不需要大量人力运输，只需赶着走就可以了。如果用牛羊代替粮食，不仅减少了人力和运输的开销，还能大幅度降低运输过程中的成本。这种做法，显然比建立起一条完整的粮草运输路线要省时省力得多。不过，牛羊并不能完全替代粮食，它们只能起到部分替代的作用。康熙三十六年出征准噶尔时，牛羊是在宁夏和肃州等地采购的，这些地方靠近准噶尔，且利于节省军费开支。康熙还特别叮嘱，购买时要按正常价格进行交易，绝不因战争而抬高物价，并从朝廷派遣官员负责监督这一过程。

这一年闰三月，康熙再次下令购买牛羊，这一次不仅买了马和骡子一百三十匹，还购买了16,500只羊，其中5,000只羊随军出征，其他的则由军官看管，停止采购。通过这样的举措，实际上相当于圈养了部分羊群，避免了后续的大规模采购。从这一系列操作来看，清军在作战时使用牛羊代替部分军粮，已经成为一种常规的做法。

通过上述分析，显然使用牛羊替代军粮的花费远远低于使用大量运输队和设置驿站的费用。再谈到军粮的来源，清军的粮食大多来自各地的粮仓。因为甘肃、青海等地并不能完全自给自足，一旦发生战争，必须调动各地的粮食以供应前线。康熙十六年，朝廷从京通仓调拨了大量粮食，而在二十九年征战准噶尔时，又从京通仓、杀虎口等地调拨粮食。征战噶尔丹期间，陕西仓和湖坦河朔仓等地的粮食也被调往前线。具体到当时的情况，西路的官兵有24,260人，每人享有80天的口粮，之后每月需要2斗米，总共需要8,087石粮食。中路的官兵有32,000人，所需粮食为13,188石。此外，还有官员、绿营兵、杂役等人需要粮食，总计五个月所需粮食为22,400石。

除了调粮外，军粮还包括采购和捐纳两部分。军粮的采购主要包括购买牛羊、粮食，或者沿途收购贩卖的粮食。捐纳则是各地官员和百姓主动捐赠粮食，以帮助减轻战时的物资压力。为了鼓励捐赠，朝廷还会给予奖励。官员捐赠粮食不仅能得到奖赏，部分富裕地主还可以通过捐纳获得一定的品级，从而获得地方官的奖赏。因此，作战所需的军粮规模相当庞大。

例如，康熙十三年平耿精忠时，军粮采购费用就达到了140万两，而整场战争的总费用仅为210万两。可见，战争中的军费开销极为庞大，尤其是像准噶尔这样的远征战，粮草的运输成本更加高昂。因此，选择在靠近边境的地区采购牛羊来替代部分粮食，显然是一项非常明智的决策。

此外，牛羊不仅能替代粮食，还能为清军提供更多的营养。与普通粮草相比，牛肉和羊肉含有更丰富的营养成分，这对于长时间作战的清军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补充。因此，牛羊的使用不仅丰富了军粮，也提升了士兵们的士气。在乾隆时期，清军征战准噶尔时，半数的军粮就是牛羊肉。为了确保军粮供应，清军甚至允许商人随军，沿途收购民众的粮食和牲畜，以减少粮草运输的问题。

总的来说，清军的这种做法有效解决了后勤保障中的许多问题，尤其是在粮草的供应上，不仅降低了成本，也提高了作战效率。在蒙古等边疆地区，清军甚至通过设置贸易所，鼓励商人收购当地的牲畜和粮食，这进一步减轻了粮草运输的压力。在大规模作战中，后勤保障至关重要，清军通过使用牛羊代替部分军粮，实际上为当时的战争创造了新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