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西欧国家依靠大航海和工业革命迅速崛起，形成了对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强大优势。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压力下，亚非各国纷纷开始自我变革，努力在军事、政治、科技和经济方面学习西欧的经验。更有一些国家在文化上全盘西化，鼓吹脱亚入欧，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便是土耳其和日本。土耳其与日本选择西化路线，首先是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土耳其位于亚洲的西端，横跨欧亚，亲眼见证西欧国家的崛起，也切身体会到列强的强大，因此必须效法西欧以应对危机。日本则孤悬在亚洲东端的海洋之上，靠近美国，在黑船事件后如梦初醒，启动了西化改革。改革之后，日本迅速跻身发达国家，成为G7成员；而土耳其则始终实力有限，多次申请加入欧盟被拒。令人思考的是，改革初期，奥斯曼帝国的实力远超当时的日本，西化改革时间也早于日本，资源条件更好，为何改革成果却不及日本？

1492年，西班牙军队收复穆斯林占据的最后据点格拉纳达，历时七百多年的收复失地运动终于以基督徒的全面胜利告终。同一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的资助下，率领船队发现新大陆。西欧各国纷纷派船出海殖民，其国力逐渐超越东方国家。相比被惊醒的中国和日本，奥斯曼帝国并未缺席大航海时代。西班牙探索新大陆之时，奥斯曼海军在传奇海盗红胡子巴巴罗萨的带领下横行地中海，攻取北非的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在印度洋上，奥斯曼舰队还击败绕道好望角而来的葡萄牙舰队，控制了从波斯湾到马六甲的大片海域。直到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奥斯曼海军才被西班牙、教皇国与威尼斯联军阻挡。在陆地上，直到1683年的维也纳之战失败，奥斯曼帝国才停止向欧洲扩张。可见，大航海时期奥斯曼帝国在实力上并不逊色欧洲，真正差距拉大是在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之后。

17至18世纪，西欧各国接连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新兴资产阶级政权积极推动工商业发展，并通过殖民掠夺积累财富，迅速进入工业化时代。此时的奥斯曼帝国正处于衰落阶段，但尚未到彻底崩溃，政府效率低下、缺乏进取心，官僚体系臃肿，腐败横行。然而这些问题短期内未能显现其对国家的致命影响，因此也未促使政府进行深刻变革。相比之下，日本长期闭关锁国，被西方列强冲击后，国民危机意识骤然觉醒。幕府统治摇摇欲坠，新兴武士阶层顺势建立了积极进取的新政府，其改革能力远超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1792年，反应迟缓的奥斯曼帝国终于觉醒，苏丹塞利姆三世开始模仿西欧进行改革，包括改组国务会议、加强中央集权、废除军事采邑制度、将土地收归国有、创办新式教育、鼓励出版印刷业、聘请欧洲教官训练新式军队，并派遣年轻使节到欧洲各国学习外交与制度。如果改革顺利推行，奥斯曼帝国本有望中兴，但改革遭到国内保守势力联合反对，1807年塞利姆三世被废黜并处死。

反对塞利姆三世改革的势力主要有三类：近卫军耶尼切里、伊斯兰教保守派和大封建主。耶尼切里是苏丹亲兵卫队，过去士兵不得结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为帝国扩张立下汗马功劳。但扩张停滞后，军纪松弛，士兵可结婚并把职位传给子嗣，形成利益集团。在历次宫廷政变中，耶尼切里频繁参与。当塞利姆三世组建新式军队时，耶尼切里感到被威胁，自然成为反对改革的重要力量。伊斯兰教起初包容性强，但十字军东征后与基督教对立加深。奥斯曼帝国曾采取米勒特制度，允许非穆斯林团体在承担税收的基础上保持文化和教育自主，但帝国扩张停滞后，利益难以分配，宗教势力反对西化改革，其影响力不可忽视。1807年，伊斯兰教长下达反改革指令，为废黜塞利姆三世提供借口。奥斯曼的军事采邑制结合突厥兵制与封建制度，苏丹将土地赐予封建领主以换取税收和兵员。但随着西欧职业军队崛起，采邑制带来的腐败削弱国家税收，封建主自然反对改革。相比之下，日本没有祸害朝政的禁卫军，也没有排斥西方的宗教势力。两国唯一相似的是存在大封建主，但日本的藩主能在倒幕运动中获得权力，因此成为改革推动者而非阻力。明治维新后，日本废藩置县，但曾经的大名摇身一变成了政客，获得大部分权力，地方选举至今仍由世族垄断。

塞利姆三世被废黜后，一支支持改革的军队前往伊斯坦布尔勤王，但为时已晚。勤王军清除了反对派，将塞利姆三世的堂弟马哈茂德二世推上王位。马哈茂德二世继承改革意志，废止军事采邑和耶尼切里，国力逐渐上升。但奥斯曼帝国内部民族矛盾也随之爆发。帝国疆域跨欧亚非三洲，各民族、宗教和文化迥异。为了管理方便，帝国扶持当地王公贵族进行间接统治，短期内有效，却无法真正融合各民族。1821年，东正教希腊首先爆发反奥起义，苏丹处决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引发欧洲基督教国家支持希腊独立。1830年奥斯曼被迫承认希腊独立，巴尔干半岛及北非、中东其他民族纷纷效仿，内战频发，严重消耗国力，最终导致帝国解体。日本则没有民族问题，单一民族结构为国家稳定与发展提供了基础。

1923年，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共和国成立。相比奥斯曼帝国，国土缩小，但失去的民族问题负担减轻，国内局势稳定。凯末尔得以专心推进西化改革，包括废除伊斯兰教法规与习俗、文字改革、工商业政策等。二战期间土耳其保持中立，避免战火；日本则因军国主义卷入战争废墟。战后，日本在美国扶持下实现经济复兴，土耳其同样在对抗社会主义阵营中获得美国支持，但土耳其发展仍存在不平衡问题。

凯末尔时代，土耳其改革主要在沿海城市取得成果，安纳托利亚山区和农村地区伊斯兰教仍有强大影响力，限制西化进程。凯末尔之后，土耳其实行普选民主，农村选民将亲伊斯兰教的政客选上台，政客为迎合民意反对世俗改革。军队不得不干预以维护改革成果，但治标不治本。埃尔多安上台后，为强化伊斯兰影响力，对军队清洗，改总统制，大权独揽，被称为当代苏丹。国际上，他鼓吹泛突厥主义，派兵介入中东局势，似有重建奥斯曼帝国之志。即便凯末尔时代已显雄才，现实仍需谨慎，而埃尔多安的做法，又将给土耳其带来怎样的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