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军第七兵团第二十五军的中将军长陈士章，是在1975年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战犯之一。特赦后，陈士章没有选择像许多被俘将领那样留在北京或其他地方做政协委员或文史专员，而是与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兼督察主任周养浩等九人一起，决心前往台湾，寻找蒋中正（老蒋）。然而，当时老蒋已经重病在身，小蒋对这些老将们并没有什么感情，直接将他们拒之门外。陈士章之所以直到最后才被特赦，可能与他在皖南事变中的所作所为有关，这也是他未能像王耀武、杜聿明、沈醉等人那样提前获得释放的原因。尽管他在监禁期间写了《黄伯韬的起家与败亡》、《蒋军第四十师袭击新四军经过》、《淮海战役第七兵团的毁灭》等回忆录，但这些都未能改变他的命运。

陈士章在改造期间表现出了一定的积极态度，无论这种态度是出于真心还是表面功夫，都为后人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比如，在他所著的《淮海战役第七兵团的毁灭》中，他总结了黄百韬兵败的三个致命错误。他认为，如果黄百韬没有犯这些错误，他还有可能逃脱生天。黄百韬兵败并在碾庄圩战死的消息，是陈士章亲自向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和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文强报告的。文强在其《口述自传》中也间接地证实了陈士章的说法。他指出，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圩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黄百韬轻敌，未能有效地利用炮火支援，导致他陷入了困境。

黄百韬的第七兵团下辖五个军，其中包括了陈士章所指挥的第二十五军、王泽浚指挥的第四十四军、林湛和陈章所指挥的六十三军、刘镇湘指挥的六十四军，以及周志道指挥的第一百军。这些军兵力庞大，合计有十二个师，因此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力在蒋军中也算是强大的。然而，这支庞大的军队在战斗中却遭遇了重大的失败，最终只剩下周志道等少数几人成功逃脱，而其他军长如陈士章、陈章、刘镇湘、王泽浚都相继被俘。陈士章在战后回忆时提到，尽管自己曾在淮海战役中多次逃脱，但最终在福建永春被捕。

尽管陈士章在战争中有过多次逃亡经历，但他也坦诚自己在战犯改造期间所总结的错误。沈醉在回忆中提到，陈士章并不否认自己逃脱后再度被捕的事实，认为这完全是命运使然。他自己总结，黄百韬在淮海战役中的三个致命错误，分别是没有及时架桥、溃败时拖累了非战斗人员以及错误地选择了固守待援。

陈士章还详细分析了黄百韬的战术失误，认为黄百韬未能及时架桥使得整个兵团无法快速撤退。黄百韬的兵团包括多个军和军长，每个军要通过同一条铁桥撤退，这种大队伍过桥的安排不仅耗时长，而且导致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当时，黄百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结果当他意识到问题时，整个兵团的退路已经被解放军切断。

此外，陈士章还指出，黄百韬犯下的第二个错误是拖带大量非战斗人员，导致部队的行动极为缓慢。尤其是在撤退时，第四十四军的后勤人员、学生以及许多非战斗人员，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流动性，导致了整个撤退计划的失败。当解放军的进攻力量赶到时，黄百韬的部队已经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

黄百韬在碾庄圩战败之后，陈士章曾建议部队在解放军主力未到之前尽快撤离，趁机从敌人的包围圈中突围。然而，第六十四军的军长刘镇湘坚持要在碾庄圩进行决战，结果导致整个兵团被困。而黄百韬在最后时刻依然怀有一线希望，认为杜聿明、邱清泉和李弥等兵团会来救援，殊不知他已经错失了最佳撤退机会。 陈士章总结黄百韬的错误时，用简洁的话语概括了整个兵团的失败：这样，就造成第七兵团在碾庄圩的毁灭。黄百韬最终兵败自戕，而陈士章也因连番逃亡而被俘。尽管他对黄百韬的错误有一定的分析，但从他这个战败者的角度来总结这些错误，显得有些站不住脚。文强在《口述自传》中也指出，黄百韬的失败除了自身失误外，还与其他军队的见死不救有密切关系。最终的结论可能还是需要历史学者和读者根据更多事实来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