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深入挖掘侨乡历史记忆，传承弘扬华侨爱国爱乡精神，汕头市侨联启动“侨心永续·口述历史”活动，通过记录归侨侨眷的个人回忆和亲身经历，留存珍贵侨史资料，助力汕头做好新时代侨的文章。

本期采访对象翁明宾，男，1944年生，副主任中医师，曾任汕头市金平区中医医院副院长。

祖父早逝 家道中落

我的祖父叫做翁福裕，他生于1869年，广东潮安县金石镇翁厝乡人。潮汕地区从来地少人多，靠勤力吃饭。祖父年轻时没什么本钱，只能做小本买卖，不是开店，而是挑着一个竹编市篮，走村串户去卖些油盐酱醋、零碎百货，靠的是脚力和老实。那时候的大多数乡人都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还得想着明天的吃穿。祖父挣得不多，但够一家勉强生活。

可惜他生活在清末民初，那时鸦片毒害极深，他也不幸沾上了这个恶习。到了民国初年政府禁烟，查得严格，鸦片难求。他胆子小，又怕被抓，只能偷偷吸。有时没烟抽，浑身难受，后来身体慢慢垮掉，慢性腹泻，越治越弱，人也越来越瘦。到了1914年，祖父才45岁，便离开人世。

祖父一共有七个子女，四男三女，他一走，这个家一下陷入困境，叔伯们都被迫辍学。我父亲翁智标那年才十二三岁，刚读书没几年。

刚满20岁的大伯不得不挑起家庭重担，起初他也学着祖父做小贩，但毕竟年纪轻、人脉少，生意做不起来。为了生活下去，全家一起学做“花头”（一种妇女插在头上的饰品）。那是手工活，挣不了几个钱，但聊胜于无。大伯年轻时因为爱好跟过中医师傅，懂一些中草药，尤其擅长外伤小病。有时乡里人来看病，会给一点诊疗费或送点鸡蛋米粮，让这个家勉强撑着。

1915年，祖父去世的第二年，大伯在亲戚帮忙下“过番”，去新加坡、印尼讨生活，刚到南洋都是从做苦力开始——搬货、挑担、卸船，什么都干。等大伯在异乡稍微站稳脚，他就分批把二伯父、我父亲、还有细叔接去南洋。那个年代，潮汕人过番几乎都是这个路，先去一个，再接一个。

初抵南洋 艰辛谋生

我父亲翁智标出生于1902年，他18岁时，1920年第一次跟我大伯去新加坡。初到异乡，他起初还是和二伯等人靠“花头”技艺过活，当时在新加坡柴船头（又称甲基）做花头、卖花头。后来父亲也做过码头搬运工。他说，一包大米100公斤，照样扛得走，年轻力壮，什么都扛得起。

不过南洋码头是最辛苦的差事，又热又湿，人丁杂乱，工钱不高。当时，捕鱼业是早期新加坡潮州人的传统行业之一，后来靠亲戚介绍，父亲去了新加坡东北的石山（乌敏岛）打渔。那时候打渔不是出海捕捞，而是在海里搭一个“浮脚屋”，把一张巨大的渔网水平地放入海里，四个角用竹子、绳子连接在屋里的大转轮。每隔几十分钟，要两三个人一起合力转动转轮（称为“奎笼”，马来语Kelong的译音），把渔网拉上来，常常能有几十上百斤的鱼虾海鲜，这是当时新马一代渔夫传统的捕鱼方式。但是做渔工的收入十分微薄，我父亲回忆，每月的工钱才两块钱，有时连生活费用都不够，为了省钱，吃的多是自己打上来的鱼。父亲说那几年鱼吃得太多，此后几十年看到市场上的熟鱼都心里犯恶。

那个时候父亲年轻气盛，有一次他年轻逞强，想一个人拉起需要两三个人合力的“奎笼”，结果转轮发生倒转，他被巨大的反向力道打中而掉入海里，幸好同伴及时跳海救起。但是他从此右肋严重受伤，无法再从事这项工作了，而且后来几十年此处都隐隐作痛，备受折磨。

转赴印尼 山林拓荒

1923年，大伯把受伤的父亲安排去印尼苏门答腊的占碑，后来又转到占碑河上游河边一个未开发的偏远小集市南道邦然（又称“坞鲁顶”）。那里是原始森林地带，人烟稀少，夜里虎啸猴啼。父亲在那里开了一家杂货店，卖日常杂货，同时收购生橡胶等土特产，靠小船运送，大伯则定期雇小船把货物和粮食等基本物资送给父亲他们。

我们这些华侨到那里开杂货店，说是做生意，其实更像是在前沿拓荒。当地土著没有现钱，也不懂把土特产运到下游大城，我们的小店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去处。我们从新加坡等地进货，盐米布匹、煤油火柴样样都有，先赊给村民，他们把特产送来，我们再按斤收了，装上河船往下游运。听起来简单，其实是冒着病疫、涨水、猛兽的风险。正是这样一间间小店，把上游的山林与外面的世界连在一起。可以说，在这些偏远地方，最早把资源变成商品、把村落带进经济社会的，就是我们这些华侨小商人。

在南道邦然待了3年左右，到1926年父亲回了一次唐山，次年经媒人介绍与我母亲结婚（同是金石镇人），然后再次前往南洋。以后每隔一两年父亲便回唐山一次，我的大姐和两个哥哥都是在唐山出生。

我小时候听父亲和哥哥讲，当时父亲在南道邦然住的是用旧木板、旧铁皮钉成的小木屋。有时夜里老虎就常常到木屋前面，瞪着一双如强光电筒的黄色大眼睛咆哮，徘徊不走。那里夜间还有许多狐狸、野猪出没，常常爬入屋后的鸡笼把鸡咬死或拖走。半夜常常听到鸡的惨叫声，非常恐怖。成群的猴子也会常常入屋翻箱倒柜，将家里的东西偷吃一空。生活艰苦到这种地步。

更糟糕的是，那里既没有医也没有药。大约是在1933年左右，父亲得了一场重病，长时间高烧不退，一度双目失明。幸亏后来送到印尼巴东的一家医院，由荷兰医生医治，才捡回一条命。

战火南延 黑暗降临

日本全面侵华后，战事愈紧。1938年，我大伯分两次回唐山，把我祖母、大伯母、二伯母、我母亲以及各房子女等所有家眷，全部接到南洋，先到新加坡然后再辗转到印尼。其中我母亲带着大姐、大哥、二哥，和父亲在南道邦然团聚，共同生活。

大约过了2年，到1940年，父母和我大姐大哥暂时回到占碑，哥哥姐姐总算能进小学读书。这样的日子不到一年，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迅速进军东南亚，轰炸新加坡。1942年2月，日军占领印尼占碑，学校停摆，兄姐只能跟母亲再次回到南道邦然。

日本人打进来后，天一下子变了。以前是荷兰人管，现在日本人来了，嘴上说要“亚洲人的亚洲”，可做事比荷兰更狠。他们把所有米、布、盐这些基本物资都管得死死的，什么都要凭证，缺的东西越来越多。日本占领期间，物质极端地缺乏，生活极端地艰苦。曾经亲耳听母亲说，她生下我们时，营养十分缺乏，唯一的营养品就是黑豆，连鸡蛋都吃不上，更不用说吃肉。父亲和伙计常年靠通心菜和豆酱度日。

日军还逼着村里交橡胶、交粮食，稍有不从就挨打。听母亲说，日本鬼子非常穷凶极恶，常常听到有人被鬼子拷打、杀害所发出的惨叫，非常恐怖。那时幸亏二姐（1941年出生）和我（1944年出生）都很乖、很少啼哭，否则被日本鬼子听到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年轻人最怕被强征，日本人说是去修路、修机场，其实就是苦役，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

藏匿物资 粟田求生

日军占领印尼后，在当地大肆搜罗所谓“战略物资”，要求金属、煤油、铁钉铁线等这类东西都得交给他们低价“收购”。父亲和叔伯们想尽办法、采取对策，能藏的藏起来，能做手脚的做做手脚。比如原箱的铁钉是排得整整齐齐的，叔伯们便将每箱铁钉都倒出来，凌乱地装回去，把多出来的藏起来。叔伯们还用油布把铁线铁皮、煤油等物资包好，偷偷藏到厕所或沉入河里，让日本人一点也得不到。

当时橡胶是日本人掠夺的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为了不留给日本人，叔伯们不顾断掉自己的生路，忍痛协助当时橡胶园主，把所有的橡胶加工厂全部烧毁了。为此，一家人也失去了生计。为了全家的生活和安全，当时我的细叔翁细标，大约35岁，他带着全家人和伙计乘船辗转到占碑河的河边一处地名叫“栅巴”也叫“英德其利”的原始森林地方，开垦了几十亩荒地种植水稻、挖鱼塘自己养鱼。我们习惯把那个地方叫做“粟田”。当时住的是河边的高脚屋，屋的下面可以养猪、鸡、鸭。一家人就这样用自己的辛勤劳作勉强养活自己，终于捱过了日本人占领的三年黑暗时期。

庇护志士 义助抗日

日军占领东南亚后，很多从事抗日活动的人都纷纷隐藏躲避起来，有名的比如陈嘉庚先生、郁达夫先生，他们就躲在印尼。当时国民党在南洋有很多青年组织，其中有一个抗日青年团的秘书陈玉壶，他的朋友刘望苏，原是我堂兄就读中文学校的教务主任，还有玉壶的同乡陈子丰，他们三人都是抗日青年，也在逃避日本人的追捕。当时他们和上级失去联系，情况十分危险。

我堂兄当时将此事告知细叔，细叔得知他们是为了抗日，于是不顾自己和全家几十口人的安危，毫不犹豫地告诉堂兄，让他们到“粟田”来避难，这样他们三人得到一个安身之处，幸运地逃过了日本人的追捕。他们三位在避难期间，恰好为失学的兄姐们补课。他们都是知识青年，文化水平也高，讲授了大量反映中华文化的文学、诗词、历史、地理等知识，这让失学的兄姐们受益匪浅。

细叔翁细标照片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细叔带全家回到阔别的占碑，然后逐步迁居到新加坡。他还帮助陈玉壶三位青年，搭乘英国人的运输机，经越南西贡平安回到中国，临走前细叔在经济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将抗战前私藏的一部分金子，送给他们作为路费。细叔还为抗日做了很多事情，可惜他没有全部告诉我们，我们不得而知。战后，细叔曾经得到民国政府颁发奖状，表彰他的贡献。

战后归国 扎根故土

抗战胜利后，当时经济一度十分萧条，大伯与二伯因劳累过度，都是在四十多岁便英年早逝，父亲也积劳成疾，很难工作。几十口人的担子全压在细叔一人肩上。

祖母想回唐山，细叔权衡再三，决定让父亲陪同祖母和十几位家人先回国。1947年6月，我们搭“贵阳轮”从新加坡出发，七天七夜风浪不断，回到汕头定居，后来有幸迎接了祖国的解放。

回国时护照上的相片，右边小孩为口述人翁明宾

父母回国后没有从事任何工作，一家人都是依靠侨批维持生活，每个月细叔都会定时寄回侨批，兄姐和我在大学期间都是依靠侨汇生活。五十年代初居民委员会成立，父亲因为古道热肠、为人厚道、见识较广，被推举为地段居民小组长，义务协助派出所在维护治安、防灾救灾、调解纠纷等事情上奔走，深受邻里的尊敬，大家都尊称他“翁伯”。细叔于1957年不幸得病去世，为了处理大家庭的事务，父亲于1960年又只身申请前往新加坡，直到1987年才回汕头，与母亲及子女团聚。父亲母亲均享高寿，父亲享年93岁，母亲享年84岁。

父亲翁智标晚年照片

我的兄姐和我都在国内完成了大学学业，毕业后服从分配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工作。小弟为“老三届”，响应祖国号召乡下当知青，后来回城工作，我们都在各自工作岗位做出自身贡献。直到我们兄弟姐妹都参加工作后，国外亲人仍然经常寄来侨批，让我们生活更加幸福。

奉献一生 情怀永续

我在汕头读完中小学以后，在1964年考入广州中医学院本科（后改为中医药大学），1970年毕业后，因为出身有海外关系的情况，无法留在城市，服从分配到惠州市龙门县的农村公社卫生院工作，后调县城。1981年底，由于我母亲年事已高，一个人独居汕头（兄姐弟都在外地工作），我寻求国务院侨办的帮助，调回汕头在升平区中医医院工作。我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89年晋升为主治中医师，1995年晋升为副主任中医师，2000年被聘任业务副院长直至退休。期间我加入了中国致公党，曾任升平支部主委，我认真参政议政，曾被推选为致公党省六大代表和优秀党员。

参加学术论文交流会

上世纪九十年代，汕头市侨联经常组织义诊活动，我每次都参加。那时正值医改初期，老百姓普遍反映看病难、看病贵，而侨联组织的义诊很受群众欢迎。大概2002年左右，当时市侨联沈冰虹主席常常召集各医院的归侨医务人员和一些归侨朋友，一起讨论筹建“侨联诊所”的事，我也每次都参与。他每次都认真听取意见，从诊所选址、设备规模、人员配置、资金筹集等等，都是亲力亲为操办。

工作照

侨联诊所成立后，很多退休的归侨医务人员和医疗骨干都主动报名加入，大部分还是高级知识分子。沈主席还向华侨和港澳人士介绍诊所，他们也纷纷捐款支持。侨联诊所有西医内科、儿科、妇科、肾科、骨伤科、中医内科、针灸科等，设备也很快配齐了B超、心电图机、X光机这些，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退休后，马上投入了诊所的工作，一直到2008年诊所停办。那段时间，侨联诊所不但为行动不便的老归侨提供出诊，送医送药，还对特殊困难的群众给予减免收费。诊所还不定期组织为归侨、侨眷健康体检，组织到澄海、南澳、达濠为群众义诊，确实帮助了不少老归侨和侨眷，大家都很认可。

侨联诊所是全国侨界的一个创举，也是在那个年代特别有正能量的一件事。沈冰虹主席虽然忙，但经常来诊所关心大家，了解情况。在他的感召下，我们这群来自不同单位的人，很快团结成一个有温度的集体。沈主席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