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建立后，曾多次迁都，从大禹定都阳城到夏桀的都城斟寻，文献记载至少有十次迁都，平均每40多年就迁一次都城。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作为国家的首都，理应是一个相对稳定且不轻易变动的地方。然而，夏朝却频繁迁都，甚至商朝也有前八后五之说。那么，夏朝四百多年的历史中，为什么会发生如此频繁的迁都呢？现代研究揭示，夏商王朝的频繁迁都背后，主要原因并不复杂，与军事因素关系不大。

著名气候专家王绍武指出，在夏朝建立之前，即公元前2070年左右，中国经历了一个多雨的时期，这段时间以洪水频发为特点。随着大禹治水的成功，结束了这一洪水期，进入了一个干旱的气候阶段。大约在300年内，降水量减少了20%，可以说是一次显著的气候突变。《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一书也提到，夏商时期的气候显著偏高温。甲骨文中的象、豫等字眼显示，商朝时期河南地区曾有大象，进一步证明了气候温暖的情况。因此，夏朝时期属于干旱和高温交替的气候时期，这一气候变化在文献中也得到了体现。《山海经》中的羿射十日、《竹书纪年》中的十日并出、《墨子》对夏桀时期的描述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以及《国语》中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的记载，都表明夏朝时期的干旱异常严重，甚至影响了整个夏朝的历史。特别是夏桀时期的干旱，延续到了商朝初期，造成了汤七年旱的历史事件。这些记载虽带有夸张成分，但反映了当时干旱的极端情况。面对长期的干旱，夏朝不得不频繁迁都，寻找水源充沛、适合耕种的地方。

夏朝进入农耕社会后，农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农业并不发达，不可能在一个地方长期耕作，土地的肥力有限，必须不断更换耕地才能保证粮食生产。与此同时，夏朝的人口不断增长，学者宋镇豪统计显示，夏初时人口大约在200万到270万之间，而夏末、商初时人口约为400万。人口的增加导致了对粮食的需求激增，迫使夏朝必须开垦新的土地和寻找更适合耕作的地方。因此，夏朝的频繁迁都，实际上是为了找到更肥沃的耕地以支撑不断增长的生产需求。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曾指出，由于当时的农业技术和交通运输条件尚不成熟，夏朝不得不依赖不断迁都来维持生产，类似草原民族的逐水而居。商代中前期同样没有定居的条件，直到生产力提升后，才逐步稳定下来，定都于殷墟安阳。

夏朝迁都的原因不仅与农业生产需求密切相关，还与当时的军事形势紧密相连。大禹去世后，他将王位传给了伯益，《夏本纪》中记载说伯益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这段记载反映了夏朝内部的夏夷矛盾。伯益代表东夷势力，而夏启代表夏族势力，最终夏启胜出，成为夏朝的统治者。夏初时，夏夷与夏族的矛盾非常激烈，后来太康失国，也与东夷势力有关，可以看作夏夷之争的延续。大禹的都城阳城位于颍汝河流域，但这一地区向东的簸箕状地形使得夏朝东部难以防守，因此，夏朝后来迁都到了伊洛河流域，实际上是为了避开东夷势力的威胁。这次迁都是一次防守型的迁都，而非进攻型的。随着时间推移，夏朝迁都的频率依然很高，除少数时期外，夏朝的大部分时间都驻扎在郑、洛一带。值得注意的是，东夷势力在夏商两朝时期一直是长期的敌人，虽然中间曾有臣服的时刻，但他们在夏朝末期和商朝时期都曾叛乱。这些冲突为商汤与姬昌的崛起提供了机会。

总的来说，夏朝迁都主要是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农业生产需求，尤其是干旱气候对土地的影响，迫使夏朝不得不频繁寻找更适宜耕种的地方。直到商代中期，随着农业生产力和交通运输能力的提升，定都成为可能，从而结束了频繁迁都的历史，商朝的都城定于殷墟安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