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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马克思写进《资本论》的

两份清代奏折

田 甜

“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其暗中的目的是要把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这是马克思所著《资本论》中的内容。这段话提到两份清代奏折：一份是咸丰四年（1854）三月初五日，王茂荫向天子所呈奏折；另一份是“大臣审议报告”。这两份清代奏折是怎么从紫禁城跨越重洋被马克思看到的？王茂荫为什么会受到申饬？马克思担心的笞刑发生了吗？让我们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寻找答案吧。

王茂荫的货币思想

王茂荫是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为官清廉，直言敢谏，其货币思想被学术界评价为“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

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战败赔款，致使白银大量外流；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导致云南铜料无法运抵京城，铸钱成为难题。咸丰元年（1851），王茂荫呈《奏为急筹济用酌拟行钞十条事》，主张发行可兑现的纸币，提出钞有定数、用丝绸制作钞票、票面设印记“精钞之制”等建议，但未被采纳。

面对银钱两缺的局面，为挽救财政危机，咸丰三年（1853），清政府在发行“户部官票”（以银两为单位的银票）和“大清宝钞”（以制钱为单位的钱钞）的同时，还将铜钱铸造成以一当十、当五十，甚至当千的“大钱”，铸造面值越大，利润越多，且发行无限，导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

清咸丰四年（1854）三月初五日，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奏为条陈现行钞法未尽事宜事》（部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藏）

在此背景下，王茂荫又上了两道关于钞法的奏折。咸丰三年（1853），他被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事务，上《奏陈大钱利弊事》，反对铸造不足值的大钱和发行不能兑现的钞票，但其建议均未被采纳。咸丰四年（1854）三月初五日，他上《奏为条陈现行钞法未尽事宜事》，即《再议钞法折》，主张将朝廷发行的官票宝钞改成可兑现的钞票。为“通商情而期转运”，促进纸币流通，他在这份奏折中提出四条建议：“拟令钱钞可取钱也”；“拟令银票并可取银也”；“拟令各项店铺用钞可以易银也”；“拟令典铺出入均准搭钞也”。只有让民众切实看见钞票可以兑钱，对钞票价值有信心，才能挽回纸币信用。这就是《资本论》中提到的第一份奏折。

王茂荫的货币理论是基于中国历代货币政策经验教训的总结，其主张体现了对信用货币规律的超前认知。通过发行纸币有“定数”、维护货币信用等手段，确实可以有效治理通货膨胀。但当时清朝财源枯竭，连发军饷都困难，根本没有足够的白银储备用来兑换。

奏折引得龙颜大怒

王茂荫的主张与当时的钞法背道而驰，其建议久被搁置，而他与户部同僚的相处也不融洽。他在《再议钞法折》中提到“臣既在户部，凡有所见，必取决于总理祁寯藻、尚书文庆，乃所商多未取决”，所以只能直接向咸丰帝上折。在提出四条建议后，他又述说了自己的委屈：“兵丁之领钞而难行使者多怨臣，商民之因钞而致受累者多恨臣，凡论钞之弊而视为患害者莫不归咎于臣”，自请“交部严加议处”，这种负气牢骚之言惹怒了咸丰帝。

咸丰帝在奏折上以朱批斥责王茂荫：“专为商人指使，且有不便于国而利于商者”，“与祁寯藻等负气相争”，还胆敢“自请严议”，这是故意“激朕怒”，让皇帝要么处分他，要么听从其建议。最后，咸丰帝要求军机大臣详阅后，交给恭亲王奕訢和定郡王载铨速行核议。

从上述朱批中可见，《资本论》中提到“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的观点，最早出自咸丰帝朱批，而非“大臣审议报告”。军机处在接到朱批三日后，呈上审议结果。咸丰帝批阅后，向内阁下达了对王茂荫严行申饬的谕旨：

本日内阁奉上谕：恭亲王奕（訢）、亲王衔定郡王载（铨）奏遵议王茂荫条陈钞法窒碍难行一折，著即照所奏均无庸议。宝钞之设原以裕国便民。王茂荫由户部司员，经朕荐擢侍郎，宜如何任劳任怨，筹计万全。乃于钞法初行之时，先不能和衷共济。只知以专利商贾之词，率行渎奏，竟置国事于不问，殊属不知大体！复自请严议，以谢天下，尤属胆大！设使朕将伊罢斥，转得身后指使，百计阻挠。如是欺罔，岂能逃朕洞鉴耶？王茂荫著传旨严行申饬。

结合朱批和上谕可以看出，王茂荫被申饬的原因有三点：一是“不能和衷共济”，与祁寯藻等同僚负气相争，越过户部会同商议的流程，直接将建议呈于御前；二是所论“专利商贾”而“置国事于不问”，不为国家筹措银钱；三是“自请严议”之举，故意激怒皇帝。很快，王茂荫便被调离户部。

奏折穿越欧亚之旅

马克思是德国人，比王茂荫小20岁，在那个交通、通信条件都极为不便的时代，他是怎么知道奏折内容的呢？这还要从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说起。

当时，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表面是宗教机构，实则是为沙俄政府搜集中国情报的基地。修士大司祭巴拉第搜集到“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后，命下属译成俄文，编入《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第三卷，于1857年出版。1858年，这本书的德文版《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在柏林出版。马克思正是从此书中了解到王茂荫的货币观点。

马克思在书中看到的奏折，就是那份大臣审议报告，即《为遵旨速行核议户部侍郎王茂荫条陈钞法一折已经奉旨行各该处事》，这也是《资本论》中提到的第二份奏折。既是奉旨将核议钞法的奏折发送各有关部门，那么大司祭巴拉第会获知奏折的内容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份奏折先是引用了咸丰四年（1854）三月初五日奏折上的朱批，然后逐条引用了王茂荫奏折中的建议，并在每条建议后加以驳斥，并得出结论：“臣等详阅所奏，尽属有利于商而无益于饷。且该侍郎系原议行钞之人，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殊属不知大体，所奏均不可行。”奏折最后还有咸丰帝下令对王茂荫申饬的上谕。马克思从这份奏折中不仅看到王茂荫的四条具体建议，也看到了内阁的审议意见，还获知了皇帝对王茂荫的震怒。

需要指出的是，俄文《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开头引用的上谕有误。三月初五日“军机处得旨”的“旨”，指的是《再议钞法折》中咸丰帝的朱批，而俄文版奏折中引用的却是三日后的上谕。

马克思担心的笞刑发生了吗

王茂荫被申饬后，咸丰帝怒火未消。在王茂荫调任兵部不久，皇帝又抓到了他的错处。

清咸丰四年（1854）十月初六日，吏部尚书柏葰《奏为遵旨察议兵部右侍郎王茂荫处分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藏)

咸丰帝发现，在王茂荫于咸丰四年（1854）九月二十六日上的一道奏折中，他没有会同兵部各堂官商议，又“单衔（单独署名）请旨”，显然犯了跟之前一样的错误。这次也不用王茂荫自请“交部严加议处”了，咸丰帝特下谕旨“交部察议”定罪。十月初六日，吏部尚书柏葰上折《奏为遵旨察议兵部右侍郎王茂荫处分事》，提出给予王茂荫“违令笞五十公罪律，罚俸九个月”的处分，并就罚俸可否抵销请示咸丰帝。所以王茂荫的处分确实有“笞五十”的记录，马克思的担心不无道理。按照大清律法，官员被定为公罪的，罚俸可用本人的加级记录抵销，而获私罪不准抵销。王茂荫是犯了公罪，可以“例准抵销”，但咸丰帝朱批“改为罚俸四个月，不准抵销”。紧接着，王茂荫“任内因失察户部井田科换钞舞弊案”降一级留任、因“奏请暂缓临幸圆明园”降四级留任。本来只有四个月的罚俸，也从咸丰四年（1854）九月二十六日（王茂荫单衔请旨那天）连扣至咸丰八年（1858）二月初七日，且直到当年七月才准其开复，而他又因病申请开缺。此后，他虽然在同治朝再度被启用，并提为从一品大员，但仅三年就结束了政治生涯。

同治四年（1865），王茂荫在家乡安徽歙县逝世。尽管他的主张在当时未能实行，但其货币理论超越了时代和地域的局限，得到了马克思的认同和借鉴。两年后，《资本论》第一卷于德国问世。书中“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充当金或银的代表这种作用中产生，而且这一规律十分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必须同它象征地代表的实际流通的金或（银）的数量成比例”；“货币符号需要得到社会的公认，而它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国家的这种强制行动，只有在一国的流通领域内才有效”等观点与王茂荫强调的以国家每年财政收支的银两流通量“定钞之数”、兑现钞票以建立信用等主张基本一致。这次东西方世界经济思想的隔空碰撞，让王茂荫成为《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国人。

来源：中国档案报

作者：田 甜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