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来生

微信版第1835期

说起贵州的“屯堡文化”，其实与徽州文化有着不解之缘。这还得追溯到600年前的明太祖朱元璋发出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的号令， 才使得贵州产生了所谓的“屯堡文化”。如今，600年前遍布全国的军事哨所，早已灰飞烟灭， 而唯独贵州高原腹地留下了屯堡人和屯堡文化，仍在坚韧地证明着大明帝国的那段厮杀征战、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历史。生存在贵州腹地的安顺、平坝、普定、镇宁、关岭、紫云、清镇、长顺、广顺和贵阳、遵义、毕节、都匀等地村寨中那些大明帝国的后裔们，还顽强地保留着祖先留下的生活传统、服饰习惯、饮食口味甚至语音腔调，这些屯堡人所形成的独特的汉族文化现象被人们称之为“屯堡文化”，其实就是移民文化。近几年，应绩溪县姓氏文化研究会之邀前来参加大庙汪村“祭汪公赛琼碗” 活动的贵州汪氏后人大部分均来自上述各地。

贵州花溪汪氏祭汪公团队

他们说起的“屯堡文化”活动中的一些祭祀节庆形式与绩溪、歙县、休宁、祁门等老徽州地区的“抬汪公、跳五帝、舞 、傩戏”几乎如出一辙。

屯堡源于明初明洪武十四年（1381）9月， 朱元璋封颍川侯傅永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为左右副将军，调动30万江南大军，将元朝梁王刺瓦尔密一举平定，史称“调北征南”。而贵州安顺，乃“黔之腹， 滇之喉”，故战争结束后，大量的明军及其家属便在此驻扎，这些屯军的地方称为哨、卫、铺、堡、屯等。其后，朱皇帝又大量征调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四川等地军民、官宦和发配刑犯来此定居，谓之“调北填南”。朱元璋的调北征南战争，据《安顺府志·风俗志》之“屯军堡子，皆奉洪武令，调北征南后散处屯堡各乡，家人随之至黔”，形成“屯堡人”，“屯堡人即明代屯军之后裔也。”（堡，即堡垒、堡子，旧指屯军之处）。

在今天的安顺，许多大家族的族谱，记载均与史料相同。据《汪氏家谱》和《叶氏家谱》记载说，自明洪武初年被派遣南征，平服世乱之后，令屯军为民， 垦田为生，在漫长的岁月中，征南大军及家口带来的各自的文化与当地的文化相融合，经过600 余年的传承、发展和演变，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贵州“屯堡文化”。

01

徽州民俗在贵州的传承与发展

举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一是贵州安顺地区的“抬汪公”现象。汪公，即隋末唐初徽州绩溪人汪华，因隋末天下纷争，百姓深受其苦。汪华为了保全歙（徽） 州、宣州、杭州、睦州、婺州、饶州百姓的安宁， 起兵反隋，号称吴王。唐王朝建立后，汪华识大体顾大局，奉表归唐，立万世不朽之业，封越国公。徽州（时称歙州）及江南各州百姓将其奉为神明，在各地建庙祭祀，尊为汪公大帝， 汪公菩萨、太阳神等，享祀万年。汪华的崇奉，在徽州乃至整个江南，历经数百年的崇祀，早已深入人心，因此，凡徽州人或江南人所到之处，莫不有汪公祭的习俗传入，贵州的“抬汪公”民俗即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贵州安顺地区屯堡镇九溪村旧有汪公庙， 九月廿八祭祀越国汪公，在大堡盛行“抬汪公” 活动，其中九溪村的“抬汪公”最负盛名。这是由于明初南征，大量徽州籍军士入黔，汪公祭也就随之被带入贵州，历史上安顺九屯十八堡都有抬汪公习俗。安顺吉昌屯始祖胡世显， 原籍徽州府歙县，汪姓始祖汪灿，为汪华33世孙，是汪华八子俊公的后裔。据说，汪公神像是从“填南”时徽州府休宁县梅林街直接迎来的。这些地方的抬汪公仪式，与徽州本土的抬汪公、游太阳、安苗节、太子会、龙舟会等大致相同。

明代是汪公信仰在江南特别是徽州最热烈、汪公庙宇建设最多的时候，而此时大量的徽籍将士入黔屯田戍边，在异土他乡四顾迷茫，温病肆虐，反抗不绝的情况下，这些入黔的徽籍将士把能够保郡安民、镇静一方的“水旱温病，有祷则应”的汪公菩萨带来贵州，是非常自然的情况。有的军士甚至不顾路途遥远、艰险，背着神像千里迢迢落居黔地，年年奉祀，成为一种“汪公信仰”，造庙供奉，使汪公信仰在皇权统治“唯忠”理念的推崇下， 在宗法思想的维护下，从徽州来到贵州，历数百年发展，从一姓人的崇拜发展到多姓人的崇拜，发展到全体戍边将士后裔的崇拜。

二是贵州的傩戏，其实就是徽州傩舞在贵州的传承和发展。徽州的地戏最早见于明嘉靖《徽州府志》的记载，云歙州（即徽州）一带迎汪公（抬汪公）时，“设俳优、狄、胡舞、假面之戏”。这种“假面之戏”与贵州的抬汪公时演出的地方戏是一脉相承的。地戏又称“跳神”，徽州也这样称呼。是盛行于屯堡区域的一种民间戏曲，以其粗犷奔放的艺术个性和深邃的艺术内涵，深受屯堡人的欢迎。

据初步统计，贵州全省约有370多堂，主要分布在以安顺西秀区为中心，包括临近的平坝、普定、镇宁、关岭、紫云、清溪、广顺、贵阳、毕节、都匀等地的村寨中，安顺市所属各区县有300堂，其中西秀区就有192堂之多，因为它活动在农村，又是以平地戏台围场演出，属于农民称之为“吹地灰”之类，故称“地戏”。实际上就是源自屯堡人把江南农村的“傩舞”与“滇拳”“假面戏”相结合而产生。地戏实际上是排蒙排满，以明为正宗的思想在支配着，它没有反映元人和清朝人的面目，有的只是徽人奉大明为正朔的忠君爱国、刚直不阿和程朱理学忠孝节义的精神。

02

因征战宦居和迁徙带来的民风民情

就像徽州人和徽州文化形成的历史一样， 贵州境内除了少数民族以外，其他多个地方的汉人及其所形成的民俗风情也是由原居地迁往贵州境内的汉族移民所形成。明洪武以后，朱元璋采纳群贤建议，采取征剿与安抚相结合的办法，平定贵州以后，除置官设卫外， 推行屯田制度，按三比七的比例，三成军队驻扎城市，七成军队驻扎农村，并按总旗每人领种田地24亩，小旗每人领种20亩，屯军每人领种18亩的比例发给田地，使屯军和家属就此立寨安居。同时，又实行调北填南举措，从中原、湖广、江南等地强行征调大批农民、工匠、役夫、商贾、犯官等，迁来黔中，名曰“移民就宽乡”，发给农具、耕牛、种子、田地，以三年不纳税的优惠政策，就地聚族而居，与屯军一起，形成军屯军堡、民屯民堡、商屯商堡，构成黔中一带独特的汉族社会群体即所谓的“老汉人”，也就是屯堡人。

这一时期以及此后的清乾隆时期，大量的徽州人从各个不同的地方，进入贵州各地定居。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特殊的生活环境，特别是民风习俗， 特有的文化艺术，这些“明代屯军之裔嗣”， 随着时代的变迁，屯田的废除，移民的涌入， 屯堡的扩大，在以安顺为中心，东到平坝，西到镇宁和关岭，南到紫云，北到普定，方圆13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数百个村屯，30多万人口，形成了一个具有浓郁江南风味的地理单元，其民风民情与江南与徽州至今仍是一脉相承的。

如聚族而居、修建祠堂庙宇、修谱造坟、慎终追远的文化意识，就是程朱理学在异地的表现；再如其建筑内的雕饰，其内容和表现手法也同徽派雕刻如出一辙，“风水之说， 徽人尤重之”，而在黔中各地，也一样有着风水讲究的习俗；还有过年过节的礼仪传统、方言等等，无不与江南特别是徽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方言中形容“肮脏”“门当户对” 的“挖爪”“不是那家人不进那家门”，以及“客膝头（膝盖）”“鬼火（生气）”“有理三扁担， 无理三扁担，各打五十大板”等等，现在在徽州也是非常流行的民间俚语。

在著名的“抬汪公”活动中，当地民众举着的仪仗牌子就写着“越国公爵，徽州府主， 忠烈汪公，八九相公”的内容。这些习俗礼仪如今在贵州黔中安顺一带的宗族谱牒中均能找到记载。

03

徽州人在贵州

徽州人在贵州，最典型的是“三个代表”了。第一个代表性的是明初征南以后，大量徽籍军士进入黔地，如今黔中汪姓、胡姓、叶姓、章姓、鲍姓、方姓、黄姓、洪姓、吴姓、程姓、邵姓、高姓、陈姓等姓氏中，绝大多数是明清代入黔的徽人后裔。如安顺吉昌屯的汪姓始祖汪灿，就是徽州汪华公的后人。谱载说是汪公八子俊的后代（与绩溪大庙王村汪氏后裔同祖）；胡姓始祖胡世显，原籍徽州府歙县人氏； 还有在征南战争中立下战功而被封为“征南将军”的胡宗文，也是安徽歙县安定镇 15 都饭坑人氏，其后的调北填南中，又从江南各地征调了大批人员来到贵州定居，此中又有不少徽州人迁入贵州。

第二个代表性的是清乾隆前后的大小金川战役中，又来了不少徽州人。其中最值得记载也最具史料性的是安徽绩溪龙川胡氏的先人，因征战大小金川战功，驻跸贵州遵义及毕节一带，因而留下大量龙川胡氏后人在此安居乐业数百年，至今已繁衍族人一万三千多人了。其聚居区域大体在遵义、大方、织金、纳雍、镇宁、安顺、修文、仁怀、桐梓等地。

据徐子超先生考证，贵州的龙川胡氏族人，始迁于明代万历年间，系胡宗宪的后人为避难从江西迁来贵州。至清康熙时，出了一个叫胡士冕的战将，是康熙二十年（1681）武举人，二十三年（1694）武进士，被任命为贵州遵义守备，是一个官居五品的地方军事长官。当年的遵义，地处西南边陲，骚乱多，生活苦， 但是胡士冕“弭盗赈荒”，屡建勋劳，他带领子孙，以军营为家，维护西南边陲的一方安宁。他的三个儿子胡英、胡勋、胡茂都是六品以上的武将。胡英为“同知茂卫千总”；胡勋则“少以骁勇闻”，从征噶尔丹有功，叙授大定府守备，与其父同职衔；三子胡茂是从一品的振威将军。

胡茂的孙子胡天格，字鹏程，龙川人，侨籍贵州遵义，乾隆三十二年（1767）由行伍从征蛮结缅甸。乾隆三十六年（1771）及乾隆三十八年（1773），自滇省从征小金川，超等议叙四次，赏给锦甲，补贵阳营左哨司把总； 又随征有功，升大定协右营守备；又以功赏给兰翎。乾隆四十一年（1776）围攻噶拉，擒获逆首索诺木五人；金川大功告成，升补上江协左营都司。自从师滇省及两金川，共打仗182次，受功札5张。乾隆四十八年（1783）引见， 赐换花翎，补贵阳归化营游击。乾隆五十五年（1790），升闽浙督标左营参将。嘉庆元年（1796）升中军副将，嘉庆三年（1798）升补漳州镇总兵。嘉庆六年（1801）升补广西提督。

贵州遵义龙川胡氏一门三代战将，殊为可圈可点。其后裔至今仍定居在贵州省内。2010 年， 毕节地区的胡氏后人曾携谱到绩溪县去认祖归宗。

徽州人在贵州的第三个代表性，就不用多说了，只是这个里面真的有点天缘巧合。在17 世纪以后的三个多世纪中，每隔一个世纪就有绩溪龙川胡氏的人出现在贵州，而且一代比一代强。

04

徽文化与屯堡文化的异同比较

徽文化由于其形成的历史悠久，特别是宋元明清以后，随着徽商的钻天入地，财雄势大， 所到之处均带去了本土文化种子，而且徽文化又是中华文化的精装本，因此她表现得博大宏深，精致典雅，源远流长。而屯堡文化，包括黔东北地域的阳明文化、黔东南的民族文化、黔中文化、夜郎文化、娄底梅山文化、黔湘文化、滇黔文化和黔菜文化等等，属于黔文化。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高原人的热情奔放、粗犷豪爽，较之徽州文化而言具有鲜明的西部高原文化特色和西南森林文化等多样性的特征。这与贵州原属川、湘、滇三地影响有关。此中有三点是一样的，即贵州人中包括屯堡人在内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江南人或徽州人的后裔；二是贵州的屯堡文化和阳明文化与徽州文化是同根同源的；三是贵州各地尤其是安顺、毕节和贵阳、遵义、毕节等地的许多民风民俗与徽州各地相差无几，如建筑理念、室内装饰雕刻、节庆礼仪庙会等等。

在饮食文化中，徽菜与屯堡菜（黔菜系） 各有不同的特色，徽菜讲究重油重色重火功， 讲究菜的色香味形。而屯堡菜，则由于贵州的温润季风气候，其口味以香辣为主，汤味醇厚鲜香带辣，俗语云“吃饭没酸辣，龙肉咽不下”。说起来，屯堡菜的形成也还是离不开江南各地涌入贵州的移民，是这些人把家乡菜带入贵州，并与当地相结合的，诞生出以酸辣为主要特色的屯堡菜（黔菜系）。清末至抗日战争时期，徽州绩溪人就曾把徽菜馆开到了贵阳。

05

徽文化与屯堡文化的相互影响

贵州与徽州，当中隔着江西、湖南，按理说隔着千山万水，很难有什么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可是这两个地方，却因为明代的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与徽州、与江南结下了不解之缘， 相互之间在文化上影响很大。明太祖的决策， 使贵州产生了屯堡文化，而这个屯堡文化里有着太多的徽州文化元素，可以说，屯堡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异地的徽州文化；清乾隆期间的平定大小金川之战，又使徽州人尤其是绩溪龙川胡氏在贵州落地生根，至今已发展到一万多人的规模。

2010 年，毕节地区的龙川胡氏后人就背着祖宗谱回到绩溪来寻根；再讲贵州的阳明文化，可以说是徽州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先导，阳明哲学中的“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笃诚处即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知”的学说，不正是陶行知所竭力倡导的吗？ 民国时期贵州著名人物黄齐生，即王若飞的娘舅，听说陶行知在南京办晓庄学校于燕子矶， 实验乡村教育，与自己的主张极其吻合，于是举家前往晓庄，投陶行知，二人相见恨晚， 黄先生毅然决然积极参加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工作，闻风而来的贵州学生宋怀中、孙铭勋、戴自俺、严金操、汪汝衡等纷纷前来参加晓庄学校学习，后来均有所建树。还有黄寿骧、袁咨桐两先生均投往晓庄。此后，袁咨桐在雨花台牺牲，年仅 15 岁，成为雨花台烈士之一。

晓庄解散以后，南京不能久留，黄齐生应黄炎培、江问渔二先生之邀，到江苏徐公桥办农村改进所，担任总干事，成绩突出。抗战14 年，徐公桥没有出一个汉奸。黄齐生先生的孙子的名字就叫“晓庄”。1941 年，黄齐生在重庆育才院讲“民族精神”，其间常与晏阳初、黄炎培、陶行知、梁漱溟等先生共谋文化界团结之事。1946 年 2 月在重庆与陶行知相见，陶行知称黄齐生是“民主老战士，国共团结之月下老人”，并应陶先生之请，写成《延安选举见闻记》和《我对社会大学之所见》两文，为正则艺专学生讲演，足见黄、陶二人之深厚友谊。

清末以后，特别是抗战期间，随着一批徽菜馆和徽厨的内迁贵州各地，使徽菜文化与黔菜文化又产生了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贵州儿歌中“一张白纸飞过街，哪个读书哪个乖。人人读书想官做，丢下秧苗哪个栽？”与徽州儿歌中“推车哥磨车郎，打扮哥哥进学堂。哥哥学了三年书，一考考着秀才郎。先拜爹， 后拜娘，再拜拜进老妪房。金打钥匙开银箱， 老妪房里一片光”，曲同理不同，可谓异曲同工了。

（作者系绩溪县政协文史委原主任、宣城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