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时期，汉朝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治理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理解这一问题前，我们需要了解当时的背景：随着汉朝国力的逐渐衰退，鲜卑等民族的崛起给汉朝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守卫边疆，汉朝不得不依赖与一些少数民族势力的联合，然而，这种策略在抵御鲜卑的持续侵扰上并没有取得显著效果。元初四年，鲜卑侵扰辽西，东汉朝廷派兵联合乌桓部队将其击败，但鲜卑的入侵并未停止。熹平五年，鲜卑入侵北方的多个郡，次年鲜卑寇三边，朝廷派遣田宴和夏育带领南匈奴、乌桓部族配合汉军作战，但最终以惨败告终。随着鲜卑的强盛与汉朝军力的衰退，汉朝对北方的战略逐渐转向消极和退让。

面对南匈奴和乌桓的反叛，汉朝也只能被动应对，采取了防御为主、以重金收买安抚的策略。例如，朝廷命令加强边境防线，采用深沟高壁，并通过恩信政策招降敌人，承诺丰厚的赏赐。这导致汉朝北方的经略陷入了反复平叛和笼络的局面。尽管南匈奴时常协助汉朝守卫边疆，但由于汉朝国力削弱，无法满足南匈奴的经济需求，他们的忠诚度逐渐下降。

南匈奴虽然与东汉共同守边，但却时常发动叛乱，并且与北方的鲜卑、乌桓联合进行掠夺。延熹元年，南单于的部族纷纷叛变，并与乌桓、鲜卑联合侵扰边疆。鲜卑长期成为边疆的威胁，其势力日益壮大，而汉朝的衰弱使得局势愈加复杂。

熹平九年，鲜卑族在檀石槐的领导下宣布独立，拒绝接受汉朝的和亲政策，成为汉朝的敌对势力。檀石槐将鲜卑分为三部，各设领导，脱离了汉朝的控制。此时，汉朝已难以剿灭鲜卑的割据势力，标志着汉朝对北方的经略基本失效，边疆陷入更加频繁和激烈的冲突。

东汉时期的北方治理战略展现了一个独特的思想：安南定北，以夷制夷。这主要表现为依赖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力量，联合不同民族之间进行制衡。在建武后期，汉朝实施羁縻政策，通过扶持南匈奴等少数民族来抗衡北方的匈奴，形成了以夷制夷的局面。安南定北则是指在匈奴分裂后，汉朝依靠南匈奴来制衡北匈奴。

自建武二十二年起，匈奴单于继承权争斗不断，历经天灾人祸后，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单于归附汉朝后，汉朝通过一系列政策稳定南匈奴的统治，并使其成为防御北匈奴的重要力量。汉朝不仅依靠南匈奴的武力防御北匈奴的侵袭，还与南匈奴合作主动出击，成为北方稳定的关键。

以夷制夷的战略不仅体现在与匈奴的合作上，还反映在对乌桓、鲜卑等民族的依赖上。建武二十五年，乌桓表现出归附汉朝的意愿，愿意与汉朝一同抵抗匈奴和鲜卑。鲜卑的偏何与辽东太守祭肜达成协议，共同抗击匈奴。东汉在对北匈奴的战斗中，充分依赖包括南匈奴、乌桓等少数民族的武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汉朝的联合作战下，北匈奴日益衰弱，最终在多方势力的打击下灭亡。这一胜利彰显了东汉以夷制夷战略的成功。为了稳固与少数民族的联盟，汉朝还设立了专门的职务，如匈奴中郎将、护乌桓校尉等，以加强与这些部落的合作。 面对北方的叛乱与侵扰，东汉常通过联合各族武装一起镇压。中后期的史料中记载了诸如护乌桓校尉耿晔发边郡兵及乌桓出塞击之等事例，显示了少数民族武装在维护边疆秩序中的重要作用。 东汉的核心统治区位于中原地区，地理上容易受到北方民族的威胁，因此，统治者对这些地区给予了高度重视。在经略初期，汉朝通过大规模的迁徙和屯兵巩固防线，并通过经济手段笼络少数民族。随着时间的推移，边疆冲突频繁爆发，东汉逐渐将重点放在防守北方，而忽视了其他边疆的局势。 西域地区的情况则更加复杂，随着北方压力的加剧，汉朝开始逐步强化西边的防线，但由于规划不稳、民族矛盾重重，汉朝对西域的控制出现波动。尤其是对羌族的粗暴手段，加剧了汉羌之间的冲突，使得西边局势更加动荡。 总的来说，尽管东汉在北方边疆维持了一定的安定，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发展与匈奴的汉化，但随着政权腐败与国力衰退，东汉的边疆经略逐渐陷入困境。尤其是西方的局势，因缺乏有效的战略与长期动荡，最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