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6年，明成祖朱棣批准设立哈密卫，这是大明王朝经略西域的里程碑事件。然而谁曾想到，这座象征帝国西陲的堡垒，其命运竟如此多舛——在明朝中后期的历史中，哈密卫经历了三次失守与三次收复的循环，最终却仍被明朝主动放弃。

一、帝国的西陲堡垒

15世纪初的明朝，正值永乐盛世，国力强盛。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七下西洋的同时，也在陆路上积极开拓。位于今天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

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正式设立哈密卫，这是明朝在西域设立的第一个卫所，也是明朝最西端的军政机构。哈密卫的设立，标志着明朝的势力范围正式延伸至西域。

《明史》记载：“哈密，东接甘肃，西距土鲁番，为西域诸国朝贡孔道。”这段记载清晰说明了哈密的战略地位——既是军事前哨，也是贸易关卡。

明初在哈密实施的是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朝廷册封当地蒙古贵族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给予其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同时又派遣汉人官员辅助理政。这种“以夷制夷”的策略，在最初几十年确实收到了成效。

二、危机初现：哈密的第一次失守与收复

明朝对哈密的控制，在15世纪后期开始面临挑战。成化年间（1465-1487），来自吐鲁番的蒙古势力迅速崛起，不断向东扩张，哈密首当其冲。

成化八年（1472），吐鲁番速檀阿力王首次攻占哈密。当时明朝正值宪宗在位，朝政尚算清明，立即派遣军队西征。成化九年，明军在都督同知李文等的率领下，成功收复哈密。

《明实录》记载了这次军事行动：“文等率汉土官军倍道前进，直抵哈密城下。贼众惊溃，斩获甚众。”明军展现出的强大战斗力，暂时遏制了吐鲁番的东进野心。

然而，这仅仅是危机的开始。弘治年间（1488-1505），吐鲁番在新任速檀阿黑麻的率领下卷土重来。弘治元年（1488），他们再次攻陷哈密，俘虏了忠顺王陕巴。这是哈密的第二次失守。

明朝迅速作出反应。弘治四年（1491），通过外交压力与军事威慑相结合的方式，不费一兵一卒就迫使吐鲁番归还哈密，释放陕巴。兵部尚书马文升在奏疏中自豪地宣称：“西域复平，不戮一人。”

三、恶性循环：第二、三次失守与收复

好景不长。弘治六年（1493），吐鲁番第三次攻占哈密，俘虏了新任忠顺王陕巴（回哈密后复位），并杀死了明朝派驻的哈密卫指挥使阿木郎。

这次事件引发了明朝内部激烈争论。以太监傅德、内阁首辅刘吉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放弃哈密，认为这个遥远的要塞消耗了大量军费，得不偿失。而以兵部尚书马文升为首的另一派则坚持必须收复，认为放弃哈密将导致“撤我藩篱，扼我咽喉”。

最终，主战派占了上风。弘治八年（1495），明军联合哈密附近的蒙古瓦剌部落，发动了一次奇袭。冬季进军，出其不意地击败吐鲁番守军，第三次收复哈密。

这次军事行动被《明史》誉为“自是哈密复安，西陲无事者数年”。然而，所谓的“数年”实际上极为短暂——正德年间（1506-1521），哈密再度陷入危机。

四、为何守不住？明朝的西域困境

哈密的三复三失，暴露了明朝西域政策的深层次问题。

首先是军事补给线的脆弱。哈密距离明朝在甘肃的最近据点肃州（今酒泉）也有千里之遥，中间横亘着茫茫戈壁。《明实录》中多次记载哈密告急时，明军因“道远粮乏”无法及时救援。

其次是经济成本的考量。每次收复哈密后，明朝都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进行重建和驻守。成化年间，为支援哈密，单是一次就“运粮二万石，银五千两”。对财政日益紧张的明朝来说，这逐渐成为沉重负担。

第三是战略重点的转移。明朝中后期，北方蒙古草原的威胁日益严重，东南沿海的倭寇骚扰也牵扯了大量精力。相较之下，西域的战略优先级不断下降。

正德九年（1514），吐鲁番第四次攻占哈密后，明朝内部就是否再次出兵展开了激烈辩论。新任兵部尚书王琼坚决反对出兵，认为“哈密去甘肃千二百里，种落杂居，一人乏食，计无所出。相率鼠窃，夷虏常态”。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明朝与西域的经济联系已经发生变化。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路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相对下降。加之明朝对西域贸易的严格控制，使得保持哈密这一前哨的成本效益比越来越不划算。

五、最后的放弃

嘉靖初年（1522-1566），明朝最终决定彻底放弃哈密。

嘉靖七年（1528），朝廷经过激烈辩论后，决定拒绝哈密蒙古贵族要求册封新忠顺王的请求，实际上等于正式放弃了这一战略要地。《明世宗实录》记载了皇帝的决定：“哈密业已残灭，部落无多，何必兴复？”

这一决定并非偶然。当时明朝面临北方蒙古俺答部的巨大压力，东南倭寇问题也日益严重。加之嘉靖皇帝笃信道教，对开疆拓土兴趣缺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遥远的哈密自然成为了可以牺牲的棋子。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放弃哈密的过程是渐进而非一蹴而就。嘉靖年间，明朝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嘉峪关加强了防御，修建了更为坚固的城墙和敌楼，实际上将国防线从哈密东撤了千余里。

六、历史回响

明朝放弃哈密的决定，在当时就引发了争议。一些边将和官员警告，此举将导致“藩篱既撤，门庭必危”。历史的发展印证了他们的担忧——放弃哈密后，明朝在西域的影响力急剧下降，甘肃一带直接暴露在外来威胁之下，国防压力反而增大。

从更长的历史维度看，明朝对哈密的三弃三收与最终放弃，反映了中华帝国经略西域的模式转变。与积极经营西域的汉唐不同，明朝总体上采取了保守的陆疆政策。这一方面源于其北方边防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也与明朝的海洋取向有关。

哈密卫的兴衰，也成为明朝国运的晴雨表。它的三次失守与收复，对应着明朝国力的起伏；而它的最终被弃，则预示着王朝开始由盛转衰。万历年间（1573-1620），明朝甚至连嘉峪关都很少出，西域彻底成为了记忆中的名词。

当我们站在历史的维度回望，哈密卫的故事不仅是一个边疆要塞的兴衰史，更是理解明朝国家安全战略、外交政策与国力变迁的一把钥匙。那段三复三失的曲折历程，见证了一个帝国在西域的雄心、挣扎与无奈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