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认知中，尤其是在从小学习的历史课本里，大家普遍认为日本的投降是因为美国投下了原子弹。但是，实际情况是，日本方面并不完全这么看待这一历史事件，他们认为日本的投降与美国的原子弹无关，而是因为苏联发表的一份公告。

1945年夏天，日本已经陷入了多线作战的困境。太平洋战场上，美军通过跳岛战术逐步逼近日本本土，硫磺岛和冲绳岛的战斗异常惨烈，日军在这些战役中损失惨重；在中国战场上，八路军和新四军发起局部反攻，日军控制的区域不断缩小，国民政府也在正面战场上展开反击。东南亚战场上，日军的补给线被盟军切断，多个占领区的反抗运动也在不断升温。尽管如此，日本军部依然坚持实施一亿玉碎计划，动员全国人民参与本土防御，试图通过顽强抵抗迫使盟军让步。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面临彻底毁灭的后果。面对这份最后通牒，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不予理会，军部高层则加紧制定本土决战计划，并寄希望于苏联能在其中斡旋。当时日苏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尚未到期，日本希望借此条约的中立地位与盟国进行谈判，保留天皇制度和部分占领区，这成为其拖延投降的核心战略依据。

为了打破日本的抵抗，美国决定使用核武器。1945年8月6日，美军B-29轰炸机在广岛投下了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瞬间造成约10万人死亡，整座城市变成废墟。8月9日，第二颗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在长崎爆炸，导致约7万人丧命。在短短三天内，两颗原子弹造成了巨大的伤亡，震惊了世界，也对日本本土造成了沉重打击。然而，出乎美国的预料，核爆并没有促使日本立即投降。

日本军部对外严格控制信息，宣称广岛和长崎的破坏是普通空袭造成的特殊情况，并压制了国内的真实伤亡数据。铃木贯太郎政府依然坚持坚守本土，战斗到底，在军部的秘密会议中，甚至认为美国短期内无法生产第三颗原子弹，只要能撑过盟军可能的本土登陆，仍然有谈判的余地。根据日本防卫省战后解密的《大本营陆军部作战日志》显示，8月7日至8月8日的内阁会议上，军方的讨论仍然集中在如何通过苏联调停实现有条件投降，对核爆的讨论仅占会议内容的15%。

从军事战略角度看，原子弹的打击属于点状威慑，虽然它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和心理冲击，但并未切断日本的战略后路。那时，日本关东军仍驻扎在中国东北，控制着大量的资源和兵力，这使得日本高层认为他们仍有翻盘的资本。同时，尽管日本本土的军工体系受到了影响，但仍在勉强运作，东南亚掠夺的资源也能支持短期内的抵抗。美国陆军部当时的评估报告指出，如果日本继续抵抗，盟军登陆本土可能会造成超过100万人的伤亡，这也说明核威慑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在日本高层仍希望通过苏联进行调停之际，1945年8月8日晚，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紧急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宣读了《苏联对日宣战书》，并宣布自8月9日起，苏联与日本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这一公告打破了日本的最后幻想——《苏日中立条约》原定于1946年3月到期，而苏联的提前宣战不仅让日本失去了唯一的外交调停希望，还直接威胁到了日本的战略核心区域。苏联的宣战并非临时决定，而是《雅尔塔协定》中的既定安排。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协议，规定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苏联将加入对日作战，并要求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和恢复苏联在旅顺的租借权等。

尽管日本情报部门察觉到苏联在远东地区增兵，但他们低估了苏联动员的速度，认为欧洲战场结束后，苏联至少需要半年时间才能为对日作战做准备。这一误判让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8月9日凌晨，苏联红军的百万大军分三路从蒙古、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向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发起全线进攻。虽然关东军号称日本陆军精锐，但由于长期的战争消耗，主力已经被调往太平洋和其他战场，剩下的部队大多是老弱残兵和新兵，装备也极为简陋。而苏联红军则动用了大量坦克、装甲车和飞机，以闪电战的方式迅速突破日军防线。

到8月12日，长春沦陷；8月14日，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沈阳被攻占；到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时，关东军的主力几乎全被歼灭，67万日军成为俘虏，中国东北全境被解放。苏联的宣战和关东军的迅速溃败，给日本高层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中国东北不仅是日本以战养战的重要基地，还为其提供了大量的战略资源，如煤炭、钢铁等，同时也是日本陆军在亚洲的最后据点。

失去东北后，日本的资源补给线被切断，本土的军工体系也彻底崩溃；更重要的是，苏联陆军强大的战斗力让日本意识到，本土防御无法抵挡美苏的联合进攻。如果继续抵抗，日本可能会面临被美苏分区占领的局面，这对于日本的皇室和高层来说，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后果。日本内阁的会议记录显示，8月9日下午的紧急会议上，苏联的宣战成为讨论的焦点，参会人员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之前坚决主张本土决战的陆军大臣阿南惟几，虽然仍坚持抵抗，但已提出不出具体可行的方案；首相铃木贯太郎则明确表示，应接受《波茨坦公告》，避免国家分裂。

8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向盟国发出照会，表示愿意在保留天皇制的前提下接受无条件投降。这一转变与苏联宣战的时间高度一致。可以说，持久抗战中的原子弹威慑和苏联宣战，都只是压垮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中国人民的十四年持久抗战，才是促使日本投降的根本原因。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投降，中国战场一直牵制着日本陆军的主力，让日本无法实现北进苏联或南进东南亚的战略目标。

在兵力部署上，1938年武汉会战后，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的兵力达到了34个师团，占其陆军总兵力的76%；即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仍有超过50%的兵力被牵制在中国战场，无法支援太平洋战区。关东军作为日本陆军的战略预备队，虽然长期驻扎在中国东北，但始终不敢贸然南下，担心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这为苏联的进攻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经济角度看，为了维持侵华战争，日本投入了巨额军费。1937年至1941年间，日本军费支出总额达到500亿日元，其中70%用于中国战场。长期的战争消耗让日本经济濒临崩溃。到1945年，本土的粮食产量仅为1937年的60%，工业产值下降了80%，民众的生活陷入困境，反战情绪逐渐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