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9年，富弼主动辞去了首相职务，宋神宗见他坚持离开，便未能挽留。临别时，宋神宗问道：您辞去相位后，谁来接替您呢？ 富弼推荐了同为三朝老臣的文彦博。宋神宗对此沉默了很久，最后才问：那王安石接任如何？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富弼对这个提议的反应与宋神宗如出一辙：他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也没有表态支持。 这一沉默的回应正好反映了两人对王安石的不同态度。令人深思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富弼的态度始终如一，而宋神宗则发生了转变。

**一、意见分歧源自年龄差异，还是个人经历？** 1069年是宋神宗即位的第三年，那时宋神宗刚22岁，而王安石已48岁，富弼则已65岁。三代人的年龄差使得他们的观念和做事方式大相径庭。 年轻的宋神宗锐意改革，急于改变冗兵、冗官、冗费和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他对王安石提出的全面改革产生了浓厚兴趣，最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全力支持新法。 而作为首相的富弼，对王安石的改革持不同看法。这并非富弼安于现状，而是他对改革后可能带来的后果更为清醒。事实上，在宋仁宗时期，富弼曾和范仲淹共同推动庆历新政，他们也致力于解决冗兵、冗费等问题。 然而，当时的改革遭遇了很大阻力，最终范仲淹和富弼都被迫离开京城，参与改革的许多大臣也纷纷被贬出京。 正因有这样的经历，富弼对当前的局势有着更为冷静和清晰的判断。当宋神宗刚即位时，他曾被召入宫中讨论治国之策。富弼没有说什么激动人心的话，而是以冷静的口吻提醒宋神宗：您的好恶不应让臣子看到，如果让臣子看到，必然会刻意迎合。他还特别叮嘱：二十年不言兵。 听到富弼的谏言，宋神宗只能默默接受。

**二、富弼做事过于稳妥** 作为三朝老臣，富弼曾在宋仁宗和宋英宗时期担任过宰相，深得君主信任。他担任宰相的时间长达10年，期间，他秉持稳妥、守旧的治理风格，确保了国家的安定。 《宋史》记载，富弼在任期间，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议，无容心于期间，即他注重传统，行事稳妥，不偏不倚。正因为他的这种做事风格，百官安分守己，国家局势也保持稳定。 这种稳妥的做法与王安石的激进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王安石提出的变法，虽然快速而有力，但富弼看出了其中的风险。他多次上书劝告宋神宗应当畏天戒，远奸佞，近忠良。 然而，尽管富弼的建议得到了宋神宗的重视，宋神宗依然全力支持王安石的改革举措。富弼见状，开始感到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逐渐心生不满，最终以身体原因辞去了首相职务。

**三、公开反对青苗法** 富弼辞去首相职务后，前往亳州任职。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时，富弼坚决反对，认为这项法令虽然有利于朝廷聚敛财富，却可能引发百姓的反感，导致民心涣散。因此，富弼决定在亳州不执行青苗法。 这一行为很快引发了弹劾，朝廷决定对富弼进行处罚，最终将其调任汝州。 王安石对富弼的这种行为十分不满，他极力劝谏宋神宗加重对富弼的处罚。面对王安石的谏言，宋神宗依旧保持沉默，既没有答复，也没有采取行动。 虽然宋神宗未加重富弼的惩处，富弼还是感到心力交瘁，最终向朝廷上书请辞，要求回家休养。宋神宗同意了，并将富弼晋升为司空，封为韩国公。 尽管富弼回到家乡养病，他依然关心朝廷的重大决策，常常向宋神宗递上奏折表达自己的意见。有一次，王安石向宋神宗提出了一项新政，宋神宗直接拒绝了这项提议，并解释道：富弼曾经说过，如果实施这项法，他只能坐在屋里叹息。 显然，富弼早已预见了王安石一系列改革的后果。随着几年时间的推移，宋神宗对两人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倾向于富弼的稳妥看法，而非王安石的激进改革。

**结语** 1083年，80岁的富弼在洛阳病逝。此时王安石由于变法的负面影响被迫辞去相位，正在江宁闲居。临终前，富弼依然关心朝政，亲手封存给朝廷的奏疏，叮嘱儿子交给宋神宗。 宋神宗读了富弼的遗奏后十分伤心，特地为他停朝三日，亲自撰写祭文，并赠予太尉，谥号文忠。 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富弼与宋神宗一同享有庙庭，最终，王安石的改革在宋神宗去世后几乎被废止。 王安石在1086年去世，获赠太傅，直到宋哲宗亲政后才得以配享宋神宗庙庭，获得谥号文。 分析富弼与王安石的对立，可以看出，两位大臣并非个人利益的冲突，而是在如何治国的理念上产生了分歧。富弼希望通过稳妥的方式进行改革，而王安石则倾向于采取更激进的手段，虽然这些改革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最终也未能根本解决问题。 从他们的分歧可以看出，社会的进步并非仅仅依靠某一部分人的努力，而是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和共同推动，逐步改进体制和观念，最终实现社会的进步与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