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子而食”、“饿殍遍野”、“白骨如山”……翻开厚重的史书,关于古代饥荒的记载,总是充满了这些令人不忍卒读的词汇。
然而,在现代人的脑海中,一个看似合乎逻辑的疑问也油然而生:古人已经到了吃人、吃土的地步,为何不去河里抓鱼、山里打猎呢?难道他们不知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道理吗?
这种想法,与当年晋惠帝那句著名的“何不食肉糜”,其实并无本质区别。它源于一种对古代饥荒缺乏真实想象的“田园牧歌式”滤镜。
真相是残酷的。当一个古代农民开始面无表情地剥下树皮,塞进嘴里艰难咀嚼时,那并非因为他愚笨,而是因为在那片了无生机的土地上,除了树皮,已经再无他物。
所谓的“鱼虾满河”,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致命的幻觉。
我们首先要明白,能被载入史册的大型饥荒,其源头绝非简单的粮食歉收,而往往是波及千里、持续数年的超级天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大旱与大涝。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灾难模式下,“水里的鱼”面临着同样的绝境。
先说大旱。这是古代饥荒最常见的诱因。晚清时期,那场被称为“丁戊奇荒”的超级旱灾,连续三年,华北地区滴雨未下。史书记载,当时的情景是**“河水断流,井泉枯涸”**。土地龟裂出如同怪物巨口般的缝隙,草木成片枯死,变成易燃的干柴。
在这样的情况下,问题早已不是“河里有没有鱼”,而是“哪里还有河?”。无数的河流、湖泊、池塘,在烈日的暴晒下,变成了干硬的泥潭。
最先死去的,恰恰就是对水和氧气最为敏感的鱼虾。幸存的人们,连一口救命的饮用水都找不到,又到哪里去捕捞那些早已翻着白肚、腐烂在泥底的鱼呢?
再说大涝。洪水滔天,看似水源充足,但情况只会更糟。泛滥的洪水,首先会摧毁房屋、田地,卷走灾民本就少得可怜的渔具、农具。
更致命的是,“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洪水混杂着人畜的尸体、粪便和各种垃圾,形成巨大的污染源。水中的细菌和病毒会迅速滋生,引发大规模的瘟疫。
此时的河流,早已不是生命的源泉,而是一锅致命的“毒汤”。生活在其中的鱼虾,体内富集了大量的病菌。
对于那些早已因饥饿而免疫力低下的灾民来说,吃下这些被污染的鱼,非但不能果腹,反而会加速死亡的到来。更何况,在波涛汹涌、暗流湍急的洪水中徒手捕鱼,本身就是一种自杀行为。
好了,让我们退一万步,假设在一场不大不小的灾荒中,某个地方幸运地还存在着一条未被完全污染、也未完全干涸的河流,里面还有一些鱼。那么,灾民们为什么还是不去捕捞呢?
答案,藏在一笔冰冷的“生存经济学”账本里。
首先,是体力:最昂贵的奢侈品。一个长期忍饥挨饿的人,其身体状态绝非我们想象的那样。他们会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全身浮肿,虚弱到连走路都困难,大部分时间只能躺着或坐着,以减少任何不必要的能量消耗。
在这种“极限低耗能模式”下,捕鱼或打猎这种需要巨大体力投入的活动,是一种风险极高的“奢侈”投资。
你可能要花费一整天的能量去设置一个简陋的陷阱,或者在河边长时间地等待,而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一无所获。这次失败的投资,消耗的可能是你最后几天的活命能量。
相比之下,啃食房前屋后的树皮、挖掘观音土,虽然难以下咽且毫无营养,但它能耗极低,且是一种“确定性”的填充物,能暂时麻痹饥饿的肠胃。对于一个濒死的人来说,确定性远比可能性重要。
其次,是工具与技术:无法跨越的壁垒。我们必须明白,古代社会的分工是极其明确的。农民是耕作的专家,但不是渔夫或猎人。
他们世代相传的技能,是如何辨认节气、伺候庄稼,而不是如何织网、驯鹰、放置套索。
在灾荒之中,生产活动完全停滞,他们不可能凭空制造出一张渔网或一支强弓。西汉名将韩信,在未发迹时穷困潦倒,在城下淮水边钓鱼,尚且要靠漂母施舍一碗饭才能活命,最终也没钓上几条。
一个专业的壮汉,在正常的生态环境下尚且如此艰难,又怎能指望成千上万手无寸铁、奄奄一息的灾民,能从河里捞出救命的口粮呢?
如果说天灾和体能的限制,是堵在灾民面前的自然之墙,那么封建社会的秩序与人性,则为他们打造了一座看不见的牢笼。
最残酷的一点,是“此山是我开”:产权的血腥边界。现代人想当然地认为,山林、河流是公共资源,但在等级森严的古代,这些都是“产权明晰”的私有财产。
附近的山头,可能属于某个寺庙;脚下的池塘,则属于某个地主。普通百姓在平日里,尚且不能随意进入捕猎、捕鱼,否则便要被告上官府。
到了灾年,这些拥有自然资源的豪绅地主,只会更加疯狂地保护自己的“活命资源”。他们会组织家丁、乡勇,建立“护粮队”,日夜巡逻。
对于任何胆敢越界偷猎、偷捕的灾民,等待他们的,往往不是送官查办,而是被当场打死,尸体扔进荒野。对于手无寸铁的灾民来说,那条看似生机勃勃的河流,其实是一道用刀剑和棍棒划出的死亡边界。
最后,也是最绝望的真相,是最后的晚餐:被吃光的生态链。一场真正的大饥荒,其演化是链式的。
灾荒伊始,人们会像蝗虫一样,疯狂捕食身边一切能吃的活物。河里浅滩的鱼虾,林边草丛的野兔,甚至老鼠、昆虫,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搜刮殆尽。
接下来,幸存的动物会本能地向人迹罕至的深山迁徙。等到人们将目光转向植物,开始吃草根、树皮、观音土时,那其实已经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在这片土地上,浅层的、容易获取的蛋白质资源,早已被彻底清零了。
而当史书上出现“人相食”的记载时,那不仅意味着人没得吃,更意味着那片土地上,除了奄奄一息的人,已经再无任何可供下咽的生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