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兵突袭北方，掳走了徽帝和钦帝，将他们带往北方。与此同时，康王赵构在同年五月初一，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正式宣布登基，改元为建炎，史称南宋。随着战局的不断变化，南宋政府开始了关于定都问题的激烈讨论。赵构与大多数朝廷官员认为商丘虽然是应急之选，但显然并不适合长期作为都城。然而，关于南宋都城的选择问题，从建炎元年起便引发了长时间的争论，直到绍兴八年（1138年），杭州才最终被确定为南宋的都城。

在建炎元年（1127年）六七月间，南宋朝廷首次展开了关于迁都的讨论。这个问题有三个主要方案：主战派的李纲提出了三都制的建议，南宋政府可以先避居南阳，等时机成熟时再回到汴京；老臣宗泽则坚决主张回到汴京；而主和派的汪伯彦、黄潜善等人则支持将都城迁往东南。争论的焦点是，究竟应该坚守中原，还是将都城迁往东南？这一问题的争执一直持续，最终才得以解决。

到了建炎元年十月初一，金兵已经逼近南京应天府，赵构决定暂时避难扬州。著名的大儒朱熹在评价张浚时曾说，他“扶得东边，倒了西边”。张浚当时提议，认为中原是天下的根基，应该修复东京、关陕、襄邓，以便等待恢复的机会。然而，这一提议并未得到重视，实际上，中原已经逐渐沦陷，金兵逼近，赵构也明白，若再回汴京，很可能重蹈父兄覆辙。

到了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金兵攻占扬州，宋高宗决定紧急渡江，企图在镇江发起反击。在这一情况下，南宋政府再次展开关于定都的讨论。吕颐浩提出将都城设在建康（今南京），而王渊则认为镇江难以抵挡金军的攻势，建议将都城迁至杭州。王渊指出，杭州的重江可以成为天然的防线，这一建议得到了赵构的采纳，决定从苏州直接前往杭州。

苗刘兵变后，南宋政局发生了剧变。宋高宗本来一直采取较为温和的对金政策，但随着局势的变化，他逐渐开始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建炎三年闰八月，金兀术的进军给朝廷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赵鼎建议宋高宗进驻荆襄，以便集结力量反抗金军。虽然这一建议具有一定战略眼光，但最终未被采纳。

直到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终于正式决定定都杭州。赵构为了展示朝廷并不满足于仅仅是“偏安一隅”，特意强调杭州为“行在”，即临时都城的象征，暗示着南宋朝廷仍然怀有恢复故土、收复汴京的雄心。 靖康二年三四月间，金兵侵扰北方，赵构在大臣们的支持下于应天府登基称帝，成为南宋的第一任皇帝。尽管刚刚登基，赵构对于迁都问题依旧犹豫不决。金军的威胁逐渐逼近，商丘距离开封不过百余公里，缺乏地理屏障，骑兵很快就能到达。赵构深知，如果再陷入父兄的覆辙，自己恐怕难逃一劫。

建炎元年十月初一，赵构在朝中主和派的推动下最终决定南下避敌，开始了他的“巡幸”。这一举动被美化为“巡幸”，实际上是南宋朝廷在金军逼近下的不得已之举，临时的首都设在了扬州。

李纲主张迁都至南阳，认为该地有利于防守，并且能为日后恢复中原创造有利条件，但这一提议未能被采纳。与此同时，宗泽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方案，主张通过军事行动收复东京。然而，由于金国骑兵的强大，宗泽的计划无法实施。即使他曾组织上百万人义军，依然无力抵抗金军的进攻。

建炎三年五月初二，张浚认为中兴之路应该从关陕开始，提出以关陕为防线的建议，认为金人可能会先攻占蜀地，危及东南。但宋高宗并未采纳这一建议，继续推动“巡幸”方案，最终导致朝廷决定迁往杭州。

建炎四年（1130），当宋高宗回到温州时，吕颐浩再次提出将都城设在浙右一带，进一步谋划入蜀的计划。高宗采纳了这一建议，但随着形势的变化，杭州逐渐成为南宋的实际选址。

建炎三年三月，马扩上疏建议宋高宗将都城定在江南，他指出镇江和金陵难以抵挡金兵，提议迁往更为安全的地方。随着金军的不断深入，宋高宗的避敌路线也在不断调整，最终决定将都城迁至临安。杭州作为南宋的战略重地，地理防线得以加强。

绍兴十年（1141），通过“绍兴和议”，宋金两国的对峙格局最终得以确立。南宋朝廷确定以杭州为都城，结束了对中原的恢复幻想。临安的定都标志着南宋政权的稳定，但也意味着南宋长期无法恢复北地。南宋只能通过海上贸易、内陆防御等手段维持国家的强盛。

南宋在地理上的局限，以及内外势力的复杂博弈，最终使得这一王朝放弃了重建中原的梦想。尽管临安（今杭州）逐渐发展为经济和文化中心，但朝廷始终未能摆脱北方金国的威胁。南宋的“偏安一隅”局面，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直到蒙古的崛起，这一局面才得以彻底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