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遵义会议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甚至可以说是党命运的关键时刻。这次会议不仅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为日后毛主席的崛起铺平了道路。然而，当时的背景却异常严峻——红军损失惨重，原本由王明等人领导的军事路线遭到了严重质疑。 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是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失败，但这仅是表面原因。实际上，红军在这场战斗之后仍然犯了许多错误，继续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中央红军在军事指挥上已经出现了严重失误，但依然坚持向湘西进军。若继续盲目前行，红军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蒋介石军队的包围圈，最终陷入绝境。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本应有一定的话语权，然而，他几乎无法在党内发表自己的意见。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三年前召开的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刘伯承元帅曾坦言，宁都会议上的决策是他“人生中最严重的一次错误”。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次会议在党史中的提及极少，甚至在某些方面被有意回避，很多人对这场会议知之甚少。那么，为什么宁都会议会如此被忽视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宁都会议的起因。1932年召开的宁都会议，官方定义为“王明与毛泽东在作战方针上的争论”。在这里，提到的“毛”自然指的是毛泽东同志，而“王”则是当时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明。尽管王明尚未正式成为党内的最高领导，但由于共产国际的支持，他已经成为实质上的决策核心。

谈及宁都会议，无法绕过周恩来。会议召开前一年，即1931年，周恩来仍然在上海担任党的领导人。经过多次深入讨论，周恩来认为，中央政治局应该派遣一定比例的干部到苏区工作，尤其是那些曾在国外受过军事训练的人，更应该全力投入苏区建设。最终，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批干部被选定前往苏区，但由于事务繁忙，周恩来本人延迟了几个月才到达。项英则临时代替他担任中央局总书记，与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等人一起率先前往宁都县，负责建设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

当时，江西苏区正面临强敌压境。中央苏区经历了几轮“围剿”战役，内部还发生了“富田事变”，局势极为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确立正确的军事和政治路线显得尤为紧迫。党内的军事路线整体偏向“左”，即采取激进的进攻策略。 这条进攻路线的激进程度甚至可以说是“冒险”。王明曾是学生代表，后加入共产党，并于1925年前往苏联留学。1929年，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借助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等人的支持，王明逐步成为中央政治局的核心成员，并与博古、李德等人结成一个派系。

王明和米夫对革命形势极度乐观，米夫曾宣称：“中国的革命即将胜利，武汉、南昌等大城市已被苏区包围，革命的终点指日可待。”这种乐观情绪虽然振奋士气，但在当时红军力量薄弱，且主要城市仍在敌人控制下的情况下，显得过于理想化，远离现实。

米夫不仅精神上过度乐观，还主张红军立即占领一些大城市，但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这显然不切实际。王明与米夫的意见高度一致，认为应该先占领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之后再推翻全国的敌人。然而，他们完全忽视了军力不足和占领地区的实际困难，盲目鼓吹进攻，强调最大的危险是“右倾”，即防守策略过于保守。 毛泽东同志当时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毛泽东认为，敌我力量悬殊，红军无法一次性攻占几个大城市，必须采取稳扎稳打的战略。虽然他的观点从事实出发十分合理，但王明认为毛泽东这种策略是“消极怠工”。两种截然相反的军事主张在宁都会议上爆发了激烈冲突。

宁都会议的召开地在江西赣州的宁都县，当时这里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城。会议就设在宁都县东山坝乡的小源村，毛泽东、朱德、王明、任弼时、项英等党内主要领导出席，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就是解决党内军事路线的分歧。王明等人坚持革命已经接近胜利，红军不应再被动防守，而应主动出击，攻占大城市。这一论点与中央急电的指示紧密相关。

毛泽东同志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但在当时党内话语权远不及王明、米夫等人，再加上苏区已连续取得几次反“围剿”的胜利，部分同志对毛泽东主张的“诱敌深入”、“巩固苏区”策略产生了疑虑。王明等人公开指责毛泽东“右倾”，认为他否定了过去的胜利成果，这种批评明显片面。毛泽东强调稳扎稳打的策略，正是对过去胜利经验的总结和延续，怎么能说是全盘否定呢？他们还指责毛泽东不尊重党的领导，并称其对占领大城市的方针“消极怠工”。

会议期间，关于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线，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人坚定支持毛泽东留在前线，认为他的军事才能至关重要。曾有任弼时赞扬毛泽东有独到见解、善于判断敌情、临机应变，主张推举他为中央局书记。

然而，党内并非所有人都认可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加上毛泽东曾在几次胜利后显得谨慎行事，被“左”的冒险主义风气所掩盖。最终，宁都会议决定免去毛泽东的职务，保留一个象征性的虚职。是否召回毛泽东也争议不断，最后他被迫回到后方养病，因患有严重的痢疾。

宁都会议直接导致毛泽东在党内失去了所有职务和话语权，原本正确的军事方针被搁置，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红军损失惨重。可以说，这场会议的决策误国误军。

尽管宁都会议影响深远，但它在党史中的存在感却十分微弱，甚至带有某种隐晦回避的色彩。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会议本质上是一场风波，结局不如人意，甚至引发了重大的失败；其二，毛泽东主席作为人民敬爱的领袖，在这次会议上处境非常尴尬，没人愿意揭露他低谷时期的情景，避免损害他光辉的历史形象。

这种不愿触及宁都会议，更多的是出于无意的疏忽。但正是毛泽东在低谷中的挣扎与崛起，使他的形象更加丰满。那时，毛泽东被排挤，失去了兵权，且身患重病，处境艰难。他回到乡下养病，虽然身处偏远山区，却常听闻红军的失败与惨重伤亡，心情沉痛，同时还得躲避敌人的追捕。

这一切的磨难都源于宁都会议，因此这段历史常常被遗忘。毕竟，后来毛主席的形象过于伟大，掩盖了那段暗淡岁月。

从历史角度看，宁都会议虽被视为军事路线的决定性会议，但实际上充满了批判与权力斗争。它是一场对毛泽东的批评会议，也代表了党内的激烈派系斗争。要全面了解宁都会议在党史上的作用，就不能忽略后来的黎平会议、通道会议和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扭转局势的关键转折点，标志着革命形势的好转；通道会议因为其紧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