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曾思玉接到了上级的指示，调任冀察军区副司令员。刚上任不久，他的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甚至是政委，竟然都找他请假离队。每个人都说自己有不同的理由，令曾思玉感到非常困惑，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时，曾思玉是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的副司令员。在邯郸战役之前，第一纵队接到命令，要调往东北，但由于战役的缘故，他们的北上计划被推迟了。当战役结束后，杨得志、苏振华等指挥官带领部队北上，并抵达冀热辽地区。然而，他们却被留下来参与承德保卫战。由于冀热辽地区兵力本就不多，敌人又集结重兵向锦西、平津等地推进，情况十分严峻。

因此，我们的部队发起了山海关战役和承德保卫战。这场承德保卫战持续了几个月，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中央军和傅作义的部队对我晋察冀军区的首府张家口发起进攻。萧克带领冀热辽军区的部分部队赶往张家口，杨得志的纵队也在其中。然而，随着上级的调动，曾思玉被派往冀察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原本的司令员职位空缺，政委由刘道生担任，参谋长是肖思明，政治部主任是鲁平。

军区驻地设在宣化，曾思玉刚上任不久，张家口的保卫战便爆发了。战争初期，部队在平绥路东段连续取得了三次胜利，在平汉线展开的大规模破击战中，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战果。然而，正当平绥路和平汉线的前线不断传来捷报时，傅作义的部队趁张家口西北方向兵力空虚，从集宁经过张北突袭占领了张家口。最终，按照既定计划，我们不得不放弃张家口。

随着张家口的失守，冀晋驻地宣化也陷落了。曾思玉和刘道生等人带领军区的司令部、政务机关和直属队向平绥路以北地区撤退。此时，身体不太好的参谋长肖思明和政治部主任鲁平向曾思玉请假，表示希望留在平绥路以南休息。考虑到平绥路以北条件较差，不利于身体恢复，他们的请假得到了批准。这样，司政机关的两位负责人离开了，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分别由副参谋长和副主任代为负责，和大家一起撤退。

更令曾思玉吃惊的是，作为军区的政治主官，刘道生政委也向他请假，表示自己要去路南的直属队看一看。曾思玉感到困惑，因为作为军区的领导，刘道生不应该向他请假。后来，刘道生没有返回，曾思玉才意识到，原来刘道生是在向他告别，并实际上已经离开了军区。

这意味着，冀察军区的工作几乎全部落到了刚刚上任的副司令员曾思玉身上。由于对军区的工作还不熟悉，曾思玉不得不独自应对许多难题。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纷纷离开，军区的许多事务无人分担。尽管曾思玉是否感到有压力并不清楚，但局面显然不容易应付。

关于刘道生是否自愿离开军区，还是上级安排他外调，曾思玉并不知情。后来根据上级的指示，晋察冀军区所属的热河军区与冀察军区平绥铁路以北地区的部队合并，组建了冀热察军区。曾思玉被任命为新军区的司令员，段苏权则担任政委。段苏权曾担任热河军区司令员，后调任军调部执行处工作，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他重新回到了前线。新军区的参谋长则由舒行担任。

在曾思玉的指挥下，部队开始了平绥路以北的反击战，成功收复了赵川镇，并发起了对沽源城、崇礼城的奔袭。

不久后，曾思玉接到了上级的指示，要他到晋察冀司令部报到。原来，上级打算让第一纵队归建，并且曾思玉作为原副司令员也在其中。见到聂荣臻总指挥后，聂老总与他谈话，希望他能留在华北继续工作。聂总的目的很明确，晋察冀军区现在急需军事干部，期望曾思玉能够留下来，增强军事领导力量，并暂时让他担任第四纵队副司令，熟悉部队情况。

1946年12月底，苏振华带领第一纵队部队南下归建，杨得志和曾思玉被留在了晋察冀。随后，随着野战军的组建，杨得志担任司令员，曾思玉担任纵队司令员。在解放华北的过程中，他们的贡献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