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伪史论”何以成为部分国人心中的“S经”？

近年来，一股质疑乃至全盘否定古希腊、古罗马等西方古代文明真实性的“西方伪史论”思潮，在互联网的某些角落悄然兴起，并拥有了不容小觑的拥趸。从断言金字塔是近代伪造的水泥建筑，到宣称亚里士多德是并不存在的“虚拟人物”，这些在专业学者看来荒诞不经的说法，却成为部分国人笃信不疑的“真理”。究其根源，“西方伪史论”的流行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特定社会心态、历史情结与信息环境交织下的复杂产物，它充当了一部分人用以重新审视世界、寻求心理慰藉与身份认同的另类“圣经”。

一、“西方伪史论”的主要观点

“西方伪史论”并非一个体系严谨的学说，而是一系列观点和假说的集合。其核心主张是：西方（主要指古希腊、古罗马甚至包括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古代历史是近代（主要是文艺复兴以来，尤其是18-19世纪）西方学者和势力有系统、大规模伪造的。

其主要说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层面：

（一）对考古实物与建造技术的质疑

金字塔与巨型石造建筑的建造能力：

说法：以古埃及金字塔、希腊帕特农神庙等为例，认为在四五千年前的技术条件下，开采、运输、吊装数以百万计的巨型石块是不可能的。

常见论点：认为这些石块可能是“混凝土”浇筑的，而非天然石材；或者断言是近代使用现代机械伪造的遗迹。

文物的保存状态与材质：

说法：对某些保存过于“完好”的文物（如色彩鲜艳的壁画、光洁如新的大理石雕塑）表示怀疑，认为其历经数千年风雨不可能如此。

常见论点：认为这些文物是近代伪造后做旧，或直接就是近代艺术品。例如，质疑古希腊大理石雕塑为何如此洁白，而忽略了其原本有彩绘且历经风化的事实。

文字载体的缺失与不合理：

说法：大规模文明的运行需要海量的文字记录，但对西方使用的载体（如埃及的纸草、两河的泥板、古希腊罗马的羊皮卷）的保存和数量提出质疑。

常见论点：认为地中海气候潮湿，纸草和羊皮卷难以长期保存，质疑为何能有数十万字的巨著（如亚里士多德著作）完整传世，认为这不符合常理，可能是后世托古伪造。

（二）对文献传承与历史记载的质疑

“古籍”的传承链条断裂：

说法：西方古典文献（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传承历史模糊不清，缺乏像中国一样连续不断的、有明确考古实物佐证的传承谱系。

常见论点：指出这些著作大多是通过阿拉伯世界“转手”再传回欧洲，期间存在长期空白，给了后人伪造和篡改的时间窗口。

文献内容的“穿越”与“神化”：

说法：认为古典文献中记载的知识（如亚里士多德涉及哲学、物理、生物、政治等数十个学科）过于超前和全面，不像是一个古代人能完成的，更像是近代知识的汇总并假托于一个古代先贤。

常见论点：将历史人物“神化”本身就是伪造历史的常见手段，因此认为亚里士多德这个人可能不存在，或其成就被严重夸大和编造。

（三）对宏观历史叙事的重构

“文艺复兴”性质的重新定义：

说法：主流的“文艺复兴”是“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说法不成立，因为那些文化本身就不存在。

常见论点：认为“文艺复兴”实际上是西方近代文明自身的开端和创造期。为了给这些新创造的知识和文化找一个光荣的“祖宗”，便系统性地伪造了一整套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与成就，以证明其“源远流长”，而非“突然爆发”。

伪造历史的动机——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

说法：系统性地伪造历史是19世纪西方殖民扩张和种族主义思潮的产物。

常见论点：为了在理论上证明白种人/欧洲人种的优越性，需要构建一个自古就领先世界的、纯粹的“西方文明谱系”（从埃及到希腊到罗马再到近代欧洲），从而为殖民和统治其他“落后”民族提供合法性。

对文明年代的质疑：

说法：通过所谓的“科学”测年方法（如碳14）测定的西方文明年代被故意提前了。

常见论点：认为这是西方学术圈为了自圆其说而进行的共谋，目的是让西方文明的历史看起来比中华文明等更悠久，或至少同样悠久，以争夺“文明话语权”。

二、哪些人是“西方伪史论”的忠实信徒

“西方伪史论”的支持者并非一个单一的、组织严密的群体，而是由背景各异、动机不同的人构成的复杂集合体。他们的支持程度和出发点也各不相同。

（一）核心支持者与推动者

极端民族主义者与文化本位主义者。

动机：这是最核心的推动力量之一。他们的支持主要源于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绪和文化自尊。他们认为，承认西方古代文明的辉煌，会相对削弱中华文明的地位和影响力。通过全盘否定西方古典文明，他们试图在叙事上建立“中华文明自古唯一优越”或“东方文明全面领先”的绝对地位，以此满足一种极端的文化自豪感和心理补偿。

特定领域的网络“意见领袖”。

动机：部分自媒体创作者、网络作家和“民间学者”看到了其中的“流量密码”。“西方伪史论”以其颠覆性、争议性和情绪煽动力，能够迅速吸引大量关注和拥趸。通过出书、制作视频、发表文章，他们构建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和个人品牌，从中获取名气和经济利益。

其实，这些人自己也知道他们的“观点”是多么荒谬！但是，为了某种目的，还是要“勇敢”地表演下去。

何以见得？你看，浙江大学教授黄河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研究员何新，他们都是一个人在战斗，没有任何一个同事、甚至自己的学生参与其中。

如果真的是正大光明的事业、是利国利民的爱国行为，为什么不邀请更多的同事、同行、弟子一起干呢？

（二）广泛的支持与认同人群

具备一定知识但缺乏专业训练的“怀疑论者”。

动机：这部分人通常受过教育，有独立思考的意愿，但对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等专业领域缺乏系统了解。他们容易被“伪史论”中那些基于“常识”（如“古代怎么可能造出金字塔？”）和逻辑陷阱的质疑所吸引，并将其视为“觉醒”和“敢于质疑权威”的表现。他们满足于简单的因果解释，而对复杂的、需要专业知识的考据过程感到不耐烦或不信任。

对现行体制与西方均持批判态度的部分人士。

动机：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群体。他们既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深感不满，也可能对现有社会秩序抱有批判。他们将“西方伪史论”视为解构“西方中心论”这一宏大叙事的利器。在他们看来，否定西方文明根基的历史，就等于从根本上动摇了其现代性合法性的基础，这是一种彻底的、釜底抽薪式的批判。

深受信息茧房影响的普通网民

动机：绝大多数普通支持者并非主动研究，而是被动接收。在算法推荐下，他们长期沉浸在鼓吹“伪史论”的信息茧房中，不断接收到经过筛选和强化的同类信息。久而久之，他们会形成“既然大家都这么说，那肯定是真的”的错觉，并将其内化为一种“常识”。对于他们而言，支持“伪史论”更像是一种融入群体、获得认同感的行为。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西方伪史论的信徒中相当一部分人生于50--60年代，受教育程度较低（一般没有高中毕业），经历过十年动乱，在体制内工作。他们为了自保，凡事都要先站立场，表明自己的觉悟与态度。而以黄河清教授、何新研究员、“吃瓜蒙主”等为代表的“西方伪史论”宣扬者故意把东西方完全对立起来，树立自己“民族英雄”、“文化自信”的倡导者、传播者形象，利用各种场合制造这样一种场景：质疑西方、打倒西方（的一切）就是爱国，就是文化自信；不支持的就是汉奸，就是殖人。所以，这部分人面对此情此景，只能站立场（缺乏辨别是非的知识与能力），不问黑白，不顾事实，先挺为快，成为了“西方伪史论”的忠实信徒，且笃信不疑。

尽管这些支持者背景各异，但他们通常共享一些心理特征：

寻求简单的确定性：面对复杂的世界和历史，“伪史论”提供了一个非黑即白、一目了然的解释框架，满足了人们寻求确定性的心理需求。

反抗权威的快感：质疑主流学界、挑战“定论”，能带来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和“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精神满足。

身份认同的构建：通过共同相信一套“秘传”的知识，支持者之间形成了一个身份共同体，获得了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三、他们为什么要支持“西方伪史论”

（一）历史心结与现实张力的宣泄口

“西方伪史论”的土壤，首先根植于中国近代百年屈辱所形成的历史心结。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以其坚船利炮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梦，将一种不平衡的强弱关系强行植入国人的集体记忆。这种“落后就要挨打”的创伤记忆，塑造了一种对西方既仰望学习又警惕抗拒的复杂心态。

当中国历经数十年奋斗，在经济与科技领域实现快速追赶乃至局部反超，民族自信心显著提升之时，这种长期积压的心理张力亟需一个宣泄的出口。简单地承认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便引领人类文明，在部分人看来，似乎意味着承认其“天生的优越性”，这与当下“平视世界”的国民心态产生了冲突。于是，“西方伪史论”提供了一种最直接、最彻底的“精神胜利法”——通过将西方的辉煌古代连根拔起，从根本上解构其文明优越性的历史根基，从而在想象中完成了一次对历史叙事的“复仇”与“颠覆”。它让信奉者相信，西方的强大并非源远流长，只是一个靠伪造历史包装起来的“暴发户”，从而在心理上获得了巨大的补偿性满足。

（二）认知壁垒与信息茧房中的“确证”

“西方伪史论”的盛行，也得益于其利用了绝大多数人与专业史学之间的认知鸿沟。严谨的历史研究建立在考古学、文献学、语言学、年代学等多学科交叉验证的基础上，门槛极高。而“伪史论”者则善于将复杂的学术问题简化为一系列看似“常识”的质疑：“两千年前能造出这么宏伟的建筑？”“几十万字的著作靠羊皮卷怎么可能传承下来？”

这些疑问听起来振振有词，实则忽略了具体的考古证据、技术细节和历史语境。对于缺乏专业辨别能力的大众而言，这种“常识性质疑”比繁琐的学术论证更具迷惑性和煽动力。同时，算法推荐下的互联网信息茧房，不断将同类观点和“证据”推送到用户面前，形成一种“那么多人都在说，看来是真的”的错觉。在这个自我强化的回音壁里，任何相反的专业声音都被视为“西方话语权的帮凶”，怀疑被塑造为“觉醒”，偏执被美化为“独立思考”，“伪史论”由此在信徒的认知中完成了自我“确证”。

（三）对西方中心论的反动与扭曲的“文化自信”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西方伪史论”也是对长期以来国际史学界存在的“西方中心论”的一种极端反动。过去，一些西方学者确实存在将西方历史经验普世化、忽视或贬低其他文明贡献的倾向。中国学者和公众对此进行批判和反思，倡导更为平等的全球史观，是合理且必要的。

然而，“西方伪史论”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没有致力于构建更为科学、多元的历史叙事，而是采用了“你黑我，我就把你连锅端掉”的虚无主义策略。它用一种新的绝对化（西方历史全是假的）去反对旧的绝对化（西方历史是唯一的标杆），其结果非但不能真正打破西方中心论，反而落入了其逻辑陷阱——仿佛只有彻底否定对方，才能确立自身的价值。这种通过贬低他人来建立的“自信”，是一种扭曲的、脆弱的“文化自信”，它与真正基于对自身文明深刻理解与热爱的文化自信背道而驰。

四、主流学术界对“西方伪史论”的回应与批判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伪史论”的所有核心论点在国际和国内主流历史学、考古学界看来，都是站不住脚的，其论证过程充满了逻辑谬误、选择性失明和对专业知识的曲解。

证据链的坚实：西方古代史建立在考古遗址、实物文物、铭文、钱币以及多语言文献交叉印证形成的证据链之上，并非孤证。

对专业知识的无视：伪史论者常以现代人的直觉去揣测古代技术，而忽略了古代工匠惊人的智慧和实际可行的技术方案（如杠杆、斜坡、水利等）。

逻辑上的“巨型阴谋论”：要完成如此跨越数百年、涉及无数国家、学者、考古学家的系统性伪造，且能保持内部一致而不穿帮，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非此即彼的错误二分法：伪史论将“文献记载的每一个细节都绝对准确”与“整个文明都是伪造的”对立起来。实际上，历史研究本身就在不断辨析、修正文献中的错误和夸大之处，但这与否定整个文明的存在是两回事。

总结来说，“西方伪史论”是一套基于民族情绪、对专业知识的隔阂以及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感而建构起来的阴谋论叙事。它通过提出一系列看似“质疑”的问题，实则提供了一个简单、情绪化的世界观，满足了部分人在文化比较中寻求心理优势和确定性的需求。

可见，“西方伪史论”的流行，是一面多棱镜，映照出转型期中国部分民众复杂的社会心理、尚未完全抚平的历史情结，以及在信息爆炸时代面临的认知挑战。它更像一种情绪化的社会现象，而非严谨的学术探讨。

要化解这一现象，呼唤更有效的历史普及教育，让公众了解历史研究的方法与逻辑；需要更健康、自信的舆论环境，让人们能够平视西方，既看到其历史上的成就与问题，也看清自身文明的独特贡献与价值。最终，一个成熟强大的文明，无需通过否定他人的过去来照亮自己的未来。只有当国人能够以真正从容、开放和理性的态度看待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时，“西方伪史论”这本扭曲的“S经”，才会失去其滋生的土壤，回归为学术边缘的一个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