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想原本在战国时期为增强国家实力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持，但到了大一统的时代，它却不再适合继续实施。为什么会这样呢？

以秦国为例，商鞅的变法就是典型的法治思想实践。他推动法治思想并立刻付诸行动，虽然这一改革触犯了王公贵族的利益，导致他最终遭遇惨死，但变法的核心理念依旧未变：即国家以法为本，贵族和平民应同受法律制裁。这为秦国的国力发展打下了基础，随后通过土地改革、军事改革以及经济发展，秦国得以迅速富强，并最终完成了统一。

然而，统一后的局势并不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安稳，尤其是在连年战乱后，百姓刚刚从战火中恢复过来。此时，急需的是帮助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改善民生，而不是继续推行严苛的法治思想。这样的法治，虽然在秦国早期帮助了国家的强盛，但在统一后的和平时期却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

秦朝统一后，仍然实施严苛的法治，底层人民的怨恨不断上升，民众的不满情绪逐渐积累。而更令人愤慨的是，秦始皇还实施了焚书坑儒的政策，这使得法治思想与百姓的生活更加脱节，形成了严酷的社会压迫，甚至让百姓感受到“白色恐怖”。

从这个角度来看，法治思想的延续在统一后并不适应社会的需要，反而成为了压迫民众的工具。正因为如此，汉武帝最终选择了“除百家，独尊儒”的政策。在一个大一统的国家里，依靠单纯的法治思想来治理国家，显然是不科学也不合适的。儒家思想注重德治与仁政，更符合那个时代的需求，能够更好地维系社会的稳定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