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上一篇文章中讲到，在吴石将军遇害前后，有多达9位中将被蒋介石以“通共”名义枪杀，其中除了吴石将军之外，还介绍了陈宝仓、周伟龙、李玉堂三位的遇害经过，接下来我们书接上文，讲一讲其他几位遇害的中将。

首先是已经因病无法行走，最后仍被担架抬到刑场之上遭到枪决的李友邦。

李友邦将军原名李肇基，台湾省台北人，他参加革命的时间相当早，早在1913年，18岁的李友邦就投身于反抗日本殖民台湾的运动之中，后险遭逮捕，所幸成功脱身，只是暂时不得已离开了台湾来到大陆。

到大陆后，李友邦受孙中山先生的精神感召，前往广州并进入黄埔二期就读，抗战爆发后，李友邦提出“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的口号，组建台湾义勇队，号召全体台胞加入，为协助祖国赶走侵略者贡献力量。

这个台湾义勇队，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支由台湾同胞在大陆成立的抗日队伍，可以说意义十分重大。

在这个过程中，李友邦以及他组建的台湾义勇队（后改编为台湾义勇总队，李友邦任中将总队长）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为抗战大业尽绵薄之力。

第一是对敌开展政治工作，李友邦利用义勇队成员大多熟悉日语这个优势，深入日伪据点获取情报并翻译，同时对俘虏的日军士兵审问，将这些情报汇集整理后交给抗日队伍，而这就为包括我军在内的中国军队提供了极大便利。

而第二，则是开展医疗救助工作，考虑到抗日队伍对医疗救助需求极大，因此李友邦组织义勇队先后在浙江金华、兰溪以及福建建阳成立医院，所有中国军人、家属以及当地贫苦民众全部可以免费进行治疗，更重要的，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李友邦开设的几家医院还自力更生，同时也哦才间断宣传抗日等工作。

单是这两点，就足以说明李友邦将军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这还不算完，李友邦将军在当时就意识到了少年是强国之基础，所以把年青一代教育好，才能让革命事业有继承，带着这种思想，李友邦又组织成立台湾少年团，亲自为这些少年为授课，而这些人也成了后来革命事业的中坚力量。

但也正因为积极投身抗日，李友邦将军几次遇险，虽说他侥幸脱险，但他的二弟李友先、三弟李友烈，均遭到日本特务杀害。

抗战胜利后，李友邦率台湾义勇队部分成员返回家乡，而他带回去的人中，有十分之一都是我地下党，其中，后来因蔡孝乾叛变导致牺牲的朱枫，其小女儿陈明珍（即陈倬如，是朱枫与第一任丈夫陈绶卿所生）就在其中。

除此之外，李友邦的妻子，正是有“抗日花木兰”之称的严秀峰（与李友邦1941年结婚，夫妻二人被誉为“烽火侠侣”）。

不仅如此，台工委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蔡孝乾叛变前第一个被捕的地下工委干部），也是由李友邦推荐的。

可以说，李友邦将军与我地下党有着极深的渊源，但也正因如此，导致了他后来被捕。

钟浩东被捕后，国民党保密局从他口中得知了“老郑”这个信息，但对于老郑是谁、在哪里、又是负责什么的，当时谷正文一无所知，钟浩东也咬死不说，在这种情况下，谷正文派出一特务打入高雄工委内部，获悉了工委副书记陈泽民的位置，最终经过蹲守，成功抓到陈泽民。

从陈泽民这里，谷正文弄到了“老郑”的住址，并在后来抓到了“老郑”，也就是蔡孝乾，而蔡孝乾第一次被捕之后，利用特务松懈居然逃出去了，结果不久后因为耐不住乡下生活清苦，准备去镇里吃牛排时，被蹲守在附近的特务抓了个正着。

二次被抓后，蔡孝乾很快叛变，供出了一大批地下党以及涉及到地下党的人员名单，这其中，就有李友邦的妻子严秀峰。

1950年2月18日，也就是吴石将军被捕前夕，严秀峰被抓，当时保密局由于还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严秀峰就是地下党，因此最开始只是以“交友不慎、知匪不报”为罪名，判处严秀峰10年徒刑，结果老蒋得知后，当即批示，“高官之妻，加重5年”。

但即便如此，李友邦将军当时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毕竟平时他对各种细节极为注意，因此保密局根本没有找到任何有关他的线索，因此，当时李友邦将军还被允许带着孩子探望妻子严秀峰。

一直到1951年11月，保密局才从包括蔡孝乾在内的大量被捕人员的所谓供词中，找出了涉及到李友邦的证据，当月18日，李友邦将军被捕。

李友邦将军被捕的时间，正是老蒋一手策划的“白色恐怖”最严重时期，当时老蒋可以说几乎成了惊弓之鸟，只要涉及到“通共”，不管证据是否确凿，都会毫不留情，而李友邦将军便是因此被害，当时老蒋对他冠以的罪名，居然是“包庇中共匪谍，且早已加入中共组织，并未能及时履行自新手续”。

1951年11月30日，李友邦将军遇害，年仅46岁，遇害时他已无法行走，最终特务们抬着他上了刑场，好在其妻子严秀峰在1965年出狱，并独自抚养儿子长大成人，让将军血脉得以延续。

而与李友邦将军几乎同时遇害的，还有徐会之将军。

徐会之将军的履历，可以说相当耀眼，除了毕业于黄埔一期之外，当初他还是国民党政工系统的“四大干将”之一，而他加入我党时，介绍人是董必武和陈潭秋。

徐会之将军在抗战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经历，就更不用多说了，总之就是贡献很大，他曾利用自己在国民党中的身份，多次传递情报和掩护我地下党，如在汉口任市长期间，中共武汉地下组织负责人程维黄就长期住在徐会之将军的家中。

到1950年，徐会之将军受组织上的委派决定赴台，而他当时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计划策反时任台湾警备司令的彭孟缉。

但不幸的是，由于彭孟缉极为狡猾，在套取了徐会之的话之后反手将徐举报，最终导致徐会之将军被捕。

这一点，算是徐会之将军的失误，但在被捕之后，他却拼着牺牲，走了一步极为高明的妙棋。

首先是递交了一份“自首书”，在这份“自首书”里，徐会之将军重点描写了自己与彭孟缉的会面过程，并强调了彭孟缉的态度动摇，而这就给当时已是惊弓之鸟的老蒋心里又钉了一个钉子，后来果不其然，彭孟缉很快被调离警备司令岗位，改为闲职。

此外在自首书之中，徐会之将军“炮制”一个以“长江7号”为首的庞大地下组织，称这个组织已经遍布台湾各个要害部门，自己只不过是其中一员，但实际上，这个地下组织根本不存在，而这就让保密局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人力去追查这个不存在的地下组织，这么一来，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掩护真正的地下党成员的作用。

由于“自首”有功，因此徐会之将军最开始只被判处5年徒刑，但老蒋根本不同意，批示“此判过轻，着再查”，而在之前，吴石将军也是如此，法庭多人力保，但老蒋最后直接绕过了正常的司法程序批示死刑，这一次他如法炮制，对徐会之将军同样没有留情，最终批示，“应即枪决可也”，并强调“死要见尸”。

1951年11月18日（一说是1951年12月19日），徐会之将军遇害。

在1951年遇害的，还有一位中将，即徐继武将军，徐继武是山东掖县人，早年间曾在直鲁联军徐源泉麾下，后随徐源泉投了老蒋，而他后来能投身革命事业，主要得益于他的山东老乡，即后来任华野特纵副参谋长的董尧卿。

在1949年5月，国军成立暂1军，而该军主要组成之一便是徐继武的老部队，并且该军军长也是徐继武当年的老部下，后该军撤往舟山，而徐继武当时则在董尧卿的动员下，最终同意前往舟山策反老部队，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策反并未成功。

到1950年5月，徐继武随军前往台湾，而熟悉历史的都知道，当时蔡孝乾已经叛变，吴石将军也已遇害，而保密局正在到处抓人，因此，曾在暂1军担任过团长的一名周姓军官被捕，而此人在被捕之后，熬不住特务的酷刑，就把徐继武供了出来，称他是解放军派来策反的。

就这样，徐继武被捕，最终于1951年4月被杀害于台北马场町，1999年，徐继武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最后一位，是蔡汝鑫中将，蔡汝鑫是台北人，早年间曾因在国军中受到不公正待遇愤而去了延安，并在延安正式入党，抗战胜利后，受组织委派返回台湾从事地下工作，是台工委武装部长张志忠的直接下线，曾暗中保护过台共领导人谢雪红。

在此期间，蔡汝鑫任基隆要塞司令部中将顾问，他利用职务便利，多次从基隆要塞运送武器支持起义民众。

我们都知道，张志忠将军是在1949年被捕的，被捕之后，他面对酷刑始终没有透露出任何组织上的信息，这也就让他的直接下线蔡汝鑫一直安然无恙，一直到张志忠将军被害前夕，蔡汝鑫才因为涉及到其他案件被捕，并很快遭到杀害，由此也再次说明，张志忠将军真的是一个硬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