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2月4日，5位大足历史文化的工作同志，在考察一处碑刻之际，从群众口中得知，附近的半坡上有一处名为“灵岩寺”的摩崖造像。

随即前往，就地加以考察，现场就编号有造像9龛，造像记4则，以及清代和民国时期碑刻4通。经对比文献资料，此处乃新发现的大足摩崖造像新发现。在这其中，出现的有宋代工匠“文艺”的题名。

文艺的题名，位于第2号诃利帝母龛内，在龛右边的外边框上，竖刻镌记三行，为“东普攻镌文惟简玄孙文艺刻”。这里的文艺，自己表明了作为文氏工匠后代的身份，除常见的文氏攻镌祖籍地“东普”（即今四川安岳）这一信息之外，更明确地表明自己是文氏工匠中，目前所知的第二代文惟简的玄孙，也就是文惟简孙子的孙子，二者辈份相差四代，即文艺是文惟简的第四代孙子，按照文氏工匠的序列，文艺就是第六代的工匠。

灵岩寺第2号诃利帝母龛

随后，对于文艺这处题记的时间，因为未见有准确的年代，大足石刻学者陈明光先生分析道“据此推论，文艺在灵岩寺凿像的时间，距惟简当在百年之后的南宋宁宗之世（1195—1224年）为宜”。（《新发现宋刻灵岩寺摩崖造像及其年代考释》，陈明光《大足石刻考古与研究》，重庆出版社，2001年）

而在这之前，大足石刻发现的工匠署名题记，基本上集中在宝顶山石刻营造的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之前。因为在此年之后的七十余年里，大足境内的石刻造像活动，主要集中在宝顶山石刻这一处。也就是说，文艺在灵岩寺雕刻时间，约在宝顶山石刻营造时期。

《大足石刻铭文录》载文艺署名

那么，灵岩寺石刻的总体规模与宝顶山石刻相比，二者可谓是极其悬殊。从规模上来看，灵岩寺石刻位于山腰独立的巨石堡之上，宋代造像有8龛，其中第1—7号雕凿在高3米多、宽2米多的范围之内，且进深皆在0.3米左右。这细小的雕刻范围，连宝顶山周边小型的结界造像都不及，甚至于放在宝顶山大佛湾仅仅是一处极小的存在。

再来看这7龛造像。第1号龛高0.77米，宽0.74米，主尊为一尊结跏趺坐的六臂观音。第2号龛高0.9米，宽0.66米，主尊为诃利帝母，在其怀中和身左右，刻有4身小孩，另在龛左还有一身男子立像。第3号为一高宽不足1米的残像龛。第4号为高0.6米、宽1.03米的三身佛像龛。第5号为高1.09米、宽1.49米的华严三圣龛，即毗卢佛与文殊、普贤的组合，龛内有三则宋代“癸丑”年的供养人题记，其具体年代，可能在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或南宋宝祐元年（1253年），但未见有工匠署名。第6号为高0.77米、宽0.8米的地藏菩萨龛。第7号为残高1.06米、宽0.76米的解冤结菩萨像龛。第8号为高0.85米、宽0.83米的善财龙女龛。这些造像，六臂观音、诃利帝母、华严三圣等都是宋代大足一地常见的造像题材。而造像的雕刻技艺，与北山、宝顶山更是远远逊色。

灵岩寺第6号地藏龛

再来回顾一下，文氏工匠几代人在岩石上署名的空间。文艺题名的刻石面为高0.14米，宽0.1米，与之前绝大多数先辈们的题名，在空间上显得颇有些局促。如石篆山第5号文殊普贤龛，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文惟简父子题刻共计2行17字，其刻石面高1米，宽0.23米；又如石佛寺第3号文玠的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题名，2行23字，刻石面高0.8米，宽0.18米。可见，文艺在自身作品上的署名空间，在此时期显得颇有些局限。

当世人以为文艺的署名，仅仅就出现在大足灵岩寺这一处时，前不久的发现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与今大足区田土相挨的荣昌区，在宋代时期，和大足一样属于昌州府管辖。在近年来得以调查发现，这里出现有宋代石窟造像，鉴于紧邻大足石刻等诸多因素，很快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如在2023年刊发的《荣昌唐宋石窟调查记》（《石窟寺研究（第15辑）》，科学出版社，2023年）文中，叙述在荣昌石庵堂第4号窟，正壁背屏旁，辨识出“东□□镌（漶）”。对此，不禁让人敏感地觉察到，这一带有文氏工匠署名特色的题记。而在荣昌区另一处红牌坊石刻中，出现大足石刻相近似的十圣观音、三清、东岳大帝等题材，这些隐含着与宋代大足石刻的诸多内在联系。

也许是幸运，在这篇论文刊发不久，从新媒体信息得知，那一处题刻上面的白灰消除掉后，一串基本完整的字，显露在世人面前。主体部分上面刻“东普镌作”，其下分为两排，分别为文氏工匠题名，为“文琮、文珎（zhēn）、文璞（也可能是文瑛）、文艺”，在之下为一排“小作李……壬申记”。这一眼可见，为文氏工匠的第五代和第六代。根据题记中的“壬申”，初步判断时间在南宋嘉定五年（1212年）。

再来看这第4号窟，高3.6米，宽5.9米，深4.1米，窟正壁为华严三圣，左右臂两侧分别为五身观音，也就是文氏家族经常雕刻的十圣观音。也即，这里的题材与题记，明确可证明为文氏家族所经营的石刻造像点。当然，这一发现，让文氏家族的雕刻历史，在这一时期更为清晰。

荣昌石庵堂文氏工匠题记

从大足石刻雕凿历程来看，在宝顶山石刻停工的南宋淳祐九年（1249年）之后，大足石刻的工匠们的身影，不知所踪。

从此，大足石刻造像盛行的唐宋时期的帷幕。而这一幕布，直到明代洪武三十年（1397年）才悄然拉开。这一年，在宝顶山一处名为高观音的地方，距离地面6米高的岩石之上，刻一直径2.2米的圆龛，其内坐观音，旁站立二侍者，在龛外左壁刻“洪武三十年丁丑春月造”。这一题记虽然没有工匠署名。但是，大足石刻延续的声音，在历经约150年之久的明代初期，再次清脆地响彻在大足的山间谷里。虽然，技艺已远不及唐宋时期。

文字：李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