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一个在空军后勤干了多年、连机密文件都没碰过的上尉，就因为姐姐嫁了吴石，愣是被关了15年。在吴石案的一堆牺牲者和叛徒里，很少有人提王济甫——这个纯粹因为亲属关系，被白色恐怖吞掉半辈子的普通人。

1949年国民党退到台湾后，整个岛像个大牢笼，《惩治叛乱条例》第8条摆着“知情不报者同罪”，可实际上，只要跟“匪谍”沾点亲戚边，就可能被盯上。王济甫那时候在空军供应司令部当上尉，管的是机场物资调配，今天发多少油料，明天运多少零件，全是后勤琐事，跟情报半毛钱关系没有。他姐姐王碧奎，是吴石的第二任妻子，两人结婚后，吴石从不在家谈公务，连带文件回家都没有，王碧奎自己都不知道丈夫具体在做什么，更别说王济甫了。

王济甫的履历其实很“规矩”，早年考进空军后勤学校，抗战时跟着部队跑过补给，没出过差错。他跟吴石的交集少得可怜，一年到头就过年过节去姐姐家吃两顿饭，聊的都是“妈最近身体怎么样”“孩子学费够不够”，吴石从不提工作，他也从不多问。那时候他总觉得，自己守好本分，不惹事，就能安安稳稳过日子，可他没料到，吴石的名字一旦和“叛乱”挂钩，他的人生就翻了车。

1950年6月，吴石在马场町被处决的消息传出来没几天，几个便衣就闯进了王济甫的办公室。没问他做过什么，上来就一句“你姐姐是吴石老婆，你能不知道他干的事？”王济甫反复说自己没参与，连吴石搞情报都不知情，可特务根本不听。他们翻遍了他的办公室、家里，连书信、日记都查了个遍，没找到任何跟“通匪”沾边的东西——没有可疑文件，没有秘密信件，甚至连他跟吴石的通话记录都只有寥寥几次，全是家事。

可即便这样，特务还是不放人。王济甫被关在看守所里，一关就是一年多，见不到家人，也听不到外面的消息。1951年底开庭，法官手里没任何实证，只拿着“吴石小舅子”这个身份，就按《惩治叛乱条例》判了他15年，送进了绿岛监狱。绿岛那时候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干重活，搬石头、修公路，吃的是掺着沙子的米饭，喝的水带着腥味。王济甫在里面得了肺病，咳嗽得整夜睡不着，也没人给好好治，只能硬扛着，盼着日子能快点过。

他母亲那时候还在台湾，知道小儿子被抓，大女儿王碧奎刚被审完放出来还受监视，天天哭，眼睛都快瞎了。1953年，母亲病逝的消息传到监狱，王济甫是从其他犯人嘴里听来的——他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见到，连送终的机会都没有。那天他蹲在牢房角落，哭了整整一夜，之后好几天都没说话，手里攥着母亲之前寄来的、已经磨破边的家书，翻来覆去地看。

1966年，王济甫刑满释放，出来的时候已经40多岁了，头发白了一半，背也有点驼。他想找份正经工作，可一拿出身份证，上面的“前科”两个字就把人吓跑了。没办法，只能去打零工，帮人搬东西、修房子，有时候一天只能挣够吃饭的钱。他跟姐姐王碧奎见面的次数也少，不是不想见，是怕自己的身份连累姐姐——那时候王碧奎带着孩子生活，日子本就难，要是跟他走得近，再被特务盯上，一家子就完了。

后来台湾解除戒严，开始给过去的“政治犯”平反。1998年，王济甫拿着当年的判决书，去申请再审。法院查了卷宗，发现当年除了“亲属关系”，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参与叛乱，最终撤销了判决，还了他一个清白。那时候王济甫已经70多岁了，拿到平反通知书的那天，他坐在老房子的藤椅上，看了很久，然后慢慢把通知书叠好，放进了贴身的口袋里。他没哭，只是跟邻居说：“这辈子，总算没背着‘匪谍亲戚’的名声了。”

他后来跟人聊起那15年，总说“不恨谁，就是觉得可惜”。他本来可以在空军干到退休，陪着母亲变老，看着侄子侄女长大，可就因为一个亲戚身份，最好的年华全在监狱里耗没了。像他这样的人，在白色恐怖时期还有很多——他们没做错任何事，没碰过任何机密，却因为别人的关系，付出了一辈子的代价。直到晚年，王济甫还会经常坐在窗边发呆，别人问他想什么，他就说：“想绿岛的太阳，太毒了，把日子都晒得没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