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推翻夏朝的历史事件，早在西周的文献中就有了明确的记载。在西周推翻殷商的过程中，周公在“殷遗多士”的诰令中提到：“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以商汤推翻夏朝的事件来警示当时的贵族要吸取教训。之后，《吕氏春秋》《史记》以及各家学者的学术著作中，均详细记录了商汤灭夏的过程。例如，《墨子》特别提到商汤在攻城前，利用火攻摧毁夏朝都城的西北角墙壁，为顺利攻入城内奠定了基础。这表明，夏朝的灭亡无疑是当时社会的重大事件，连几百年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史学大家依然对此记忆犹新。

然而，想要寻找直接的文字证据却并不容易，尤其是商朝本朝的记载。在《尚书》里有提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商朝当时是有专门史书的。由于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我们有理由相信，商朝为有效治理广袤的疆域，必定也拥有一套完备的文书系统来发布政令，并命令诸侯出征。因此，商朝的历史事件至少应该有两种文字记录：一是用于公开政令和历史编纂的文字，包括布帛、竹简、金文等；另一是用于祭祀的甲骨文，专为神灵和祖先传达信息，类似于古埃及的神圣文字体系。

司马迁完成《史记》后2000年，甲骨文才被发现，但《史记》中关于商王世系的记载却与出土的甲骨文吻合，表明商朝的历史被准确地传承下来，并且流传至司马迁时代。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关于商汤灭夏的最早记载，也只能追溯到西周之后，属于后人所记，难免会有主观上的筛选和编纂，这影响了其可靠性。

那么，商朝距今已久，文献资料未能保存下来，是不是因为时间太久远？其实，布帛和竹简等载体的确难以在三千年后完好保存和解读，但商朝还有两种保存较好的载体：金文和甲骨文，前者刻在青铜器上，后者刻在龟甲上。虽然出土了大量商朝的青铜器和甲骨卜辞，涉及的数量已超过15万片，但关于商汤灭夏的具体细节依然没有相关记录，甚至“夏”这个词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没有出现过。

虽然商朝之前中国已有广泛的王权体系，但作为祭祀和占卜工具的甲骨文，是否需要记载一个已经灭亡的前朝政权呢？甲骨文中确实有提到商汤的名字，称其为“成”“唐”或“大乙”、“天乙”，并且商汤得到了后世商王的祭祀。但是，从甲骨文本身来看，我们并无法知道商汤具体的事迹或功绩。其他与商汤同样被祭祀的商朝前王，也只能从祭品的数量来推测其地位，而无法得知其具体的历史贡献。

甲骨文的载体字数有限，因此不能像后世的史书那样详细记载历史事件。虽然商朝的史书难以保存，甲骨文更多用于祭祀而非历史记载，但这并不意味着夏朝的痕迹无法被找到。实际上，《礼记·表记》中提到商朝的特殊礼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就暗示了夏朝作为被商朝推翻的政权，早已成为商人祭祀的对象。商朝人担心夏朝的王族会以鬼神身份作祟，报复他们。因此，祭祀夏朝君主或“夏后”成为商朝祭祀的重要内容。

台湾学者蔡哲茂和大陆学者王宁曾将研究重点放在甲骨文是否可能记录了夏后。然而，尽管甲骨文中发现了“夏”字，但它表示的是“在烈日下”的意思，而非指代政权的“夏”。虽然甲骨文频繁提到“西邑”这一地名，且与黄尹有某种联系，但在甲骨卜辞中并没有明确的地理定义。

在《清华简》这份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学者们找到了一些与甲骨文相符的记载：“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这些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甲骨文中的“西邑”指的正是夏朝。因此，商朝人称夏朝为“西邑”，这也解释了为何我们至今难以从甲骨文中找到与夏朝直接相关的记载。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夏朝人是否会称自己的王朝为“西邑”或“西邑夏”也是一个疑问。根据商周两朝的自称，“大邑商”和“大邑周”，夏朝如果自称“西邑夏”似乎并不符合逻辑。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作为夏朝晚期的都邑，似乎与商朝的“西邑”对应。虽然这段时间的考古发现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夏朝在此灭亡，但结合《清华简》的记载，商汤攻破“西邑”，并迫使夏桀逃往南巢，可以推测夏朝的灭亡可能与偃师商城等地的取代有关。

综上所述，夏朝的灭亡及其与商朝的交替，仍然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尽管考古学和历史文献为我们提供了诸多线索，但商汤灭夏的具体过程依然充满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