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举行的中国考古郑州论坛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赵春青研究员公开表示，河南省新密的新砦遗址可能是夏朝早期的都城。这一说法并非首次提出，早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确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夏朝中晚期的都邑之后，考古学者就一直在寻找早期夏朝都城的线索。

根据考古学家的分析，新砦遗址位于新密地区，年代上比二里头文化早，但晚于河南龙山文化。从文化属性上来看，新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进一步考察，如果再把登封王城岗遗址作为鲧、禹时期的文化遗址考虑进去，那么整个夏朝的历史遗迹就几乎都集中在河南省内。这也意味着，夏朝的疆域以河南为中心，涵盖了山西南部和山东西部的部分地区。

尽管目前缺乏直接的文字证据，这一考古学发现依然有着较高的学术认可度。特别是，河南龙山文化的煤山类型遗址完全取代了湖北石家河文化的文化特征，符合《史记》中关于“禹征三苗”的记载。同时，煤山文化的核心区域恰好位于登封、禹州一带，而古籍中称这些地方为“禹都”，这也表明，夏后氏族群的主要活动区域位于河南地区，基本上没有争议。

从中，我们可以整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上古历史脉络：最初，良渚文化向北扩展，迫使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向西迁徙，而大汶口文化在进入山西南部后，开始与当地的庙底沟文化交融，最终形成了陶寺文化。约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间，陶寺文化在山西南部崛起，建立了陶唐氏政权。与此同时，夏族群的活动还主要集中在崇山南北的多个小部落之间，彼此之间时常发生争斗，但都受到北方陶寺联盟的支配。

当陶寺政权的都城面积达到280万平方米时，夏部落的都城王城岗才仅有30万平方米。也就是说，陶寺的强大使得尧部落对夏部落有着绝对的人口和资源优势，因此尧能够轻易派遣鲧和禹父子去进行水利工程。然而，公元前1900年左右，陶寺政权遭遇外部势力的入侵，王族墓地被破坏，宫城发生大规模屠杀，陶寺迅速从部落联盟的政治中心衰落成普通的居住地。

此时，位于河南的新砦遗址崭露头角，展现出与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密切关系。新砦遗址面积也从王城岗的30万平方米扩展到100万平方米，最终在偃师地区发展成了面积达到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显然，陶寺的衰落为夏后氏族群提供了崛起的机会。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禹是通过暴力夺权接替舜的，而韩非子也提到“舜逼尧，禹逼舜”，表明禹的权力获得并不简单。

然而，通过对陶寺遗址的考古研究，学者们推测，禹并未直接摧毁陶寺。从陶寺遗址的文化特征来看，陶寺的灭亡更可能与来自北方的文化族群有关。事实上，陶寺遗址遭到毁灭时，陶寺上层贵族使用的陶器种类与北方的鬲族群相似，这提示我们陶寺的灭亡与北方龙山文化没有直接关系。

接下来，学者们将目光转向了陕西省的石峁遗址。石峁与陶寺遗址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几乎同时建立，且二者在文化上存在深度交流。更重要的是，石峁的遗址显示出与陶寺的文化特点不尽相同，而是与陕北地区的老虎山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石峁在建设时修建了大规模的防御工事，显示出它所面临的威胁远非来自陶寺。

那么，为什么北方的老虎山文化突然南下？有研究认为，公元前1900年前后，北方地区的气候变化导致了植被退化，从而影响了北方的农耕经济。此时，石峁文化的衰退加速，许多人被迫南迁，为老虎山文化的南下铺平道路。

尽管陶寺未能完全摧毁，但它的灭亡为夏后氏族群的崛起创造了机会。经过这一系列的历史波动，多个文化族群汇聚到伊洛平原，共同奠定了夏朝的基础。陶寺文化的精神信仰和器物，如牙璋和龙形器，也最终成为夏文化的典型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