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6世纪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东亚地区多元文明产生碰撞、交融与互鉴的重要阶段。为推动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的国际化视野与跨学科对话，10月17日至20日，“3-6世纪东亚文明交流互鉴国际学术会议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2025年年会”在南京举办，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的160多位学者汇聚在六朝古都建康城（南京），聚焦魏晋南北朝时期东亚地区多元文明在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技术传播、族群迁徙等领域的互动与互鉴，深入探讨这一历史阶段对东亚文明共同体形成的深远影响。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楼劲致辞

本次会议由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主办，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南京师范大学六朝历史文化研究所、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共同承办。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楼劲指出，3-6世纪是我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东亚正处于从混乱到整合的转变。探究这一时期的文明交流互鉴，为理解古代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提供了切入点，对于研究南北朝之后的隋唐时期中外文明交往也具有基础性意义。

东晋十六国时期地图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志高表示，此次会议在南京举办具有特殊意义。南京是六朝时期（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的国都，是3-6世纪华夏文明的重心所在，更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从东吴的舟楫通海到南朝的文化鼎盛，南京见证了文明交流互鉴的艰辛历程，成为东亚文明交流的重要枢纽和见证者。

收藏于南京博物院的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

北朝武士俑

南朝萧绎《职贡图》，绘制了来到建康的各国使者

1998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曾在南京举办过一次年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荣誉副会长、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深情回忆起27年前在西康宾馆举办的那次年会。他表示，时隔近30年，再次在南京举办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年会，吸引来更多的中、日、韩、越青年学者，彰显了六朝古都的魅力，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后继有人，学术成果斐然。

会议主旨演讲环节，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的知名学者分别作了精彩分享。

中村圭尔教授（左）张学锋教授（右）

日本相爱大学教授中村圭尔作了题为《孙吴与倭人的交往》的演讲，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学锋担任翻译。中村圭尔教授以日本出土的有东吴年号的铜镜为线索，探讨了三国时期孙吴政权与日本列岛的交往。他指出，学界比较熟悉曹魏政权与倭人的交往，这在正史中记载也较多。但他注意到，1894年和1933年，日本山梨县和兵库县先后出土过两面铜镜，铭文中有孙权使用的“赤乌”年号（238-251）。这两面铜镜显然制作于地处江南的吴国，以通过何种方式流入日本还无法考证，但可以推测，孙吴政权与日本列岛很可能存在交往。以孙吴航海技术来看，有条件沿朝鲜半岛南岸抵达九州北岸。孙权本人对日本列岛的情况也不陌生，很可能考虑过与倭国进行交往。

贺云翱教授

西晋时期的“步摇”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贺云翱深入剖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潮，包括西晋末年中原人口的“衣冠南渡”，拓跋鲜卑民族从北方草原地带先后南下平城（大同）、洛阳，中原人口移居河西走廊，以及辽东移民、北朝粟特移民等。作为考古学家，他结合考古发现剖析移民文化。他指出，移民群体在到达新家园时，不得不面对移民到达区旧有的土著文化。西晋灭亡后，北方世家大族移民到江南后，就试图将原有文化与土著文化相融合，这体现在东晋宫殿建筑和贵族墓葬中。比如，早在西晋时期，女性头冠饰品“步摇”被礼制化。东晋建立后，移民建康（南京）的上层贵族女性继续保留这种“洛阳时尚”。在南京发现的一批东晋上层贵族墓中就多有“步摇”出土，如南京大学北园大墓、南京汽轮机厂大墓、南京富贵山2号墓等东晋帝陵中，皆有精美的“步摇”被发现。

林氏美容教授作演讲

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下属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林氏美容，分享的主题是越南中南部的古国——林邑。她指出，越南中部狭长沿海地带，是连接大陆和海洋地区的天然桥梁，也位于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影响的交汇处，本地史前居民创造了以瓮棺葬、彩绘陶器、铁器和海上贸易为特征的“沙莹文化”。自公元初年开始，在秋盆河、茶曲河等流域逐渐形成多个小国，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史料中记录的林邑政治实体。林氏美容教授结合中国文献与当地考古材料，从三个主题探讨林邑国家形态：国家形成的基础及其与区域内其他政治实体的互动；反映其经济结构、宗教意识形态与组织结构的考古证据；中国、印度对林邑权力性质与政治结构演变的影响，揭示了越南中部早期权力体系在东南亚转型期的形成与变迁。

权五荣教授（左）

百济王陵

公元4世纪至7世纪，朝鲜半岛上出现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并立的局面，这被称为“朝鲜半岛三国时代”。其中，百济和六朝政权来往最频繁，关系最为密切。百济受六朝文化的影响也最为深刻，较多地反映在建筑、墓葬等方面。韩国首尔大学权五荣教授分享了中国风水思想与百济王陵的关系。在主旨演讲中，他结合考古发现分析了中国风水思想如何深刻影响百济王室陵墓的墓制、葬制及来世观。他介绍，百济从熊津都邑期（475—538 ）开始逐步接受风水思想，至泗沘都邑期（538—660）趋于完善。此后，源自中国的风水思想，还从百济传入日本，对飞鸟时代日本统治阶层的墓葬制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会议现场

主旨演讲阶段，南开大学教授张荣强也作了题为《中国古代抑商的实质与市籍制的终结》的分享，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晋文作了题为《也谈临泽晋简研究的几个问题》的分享。

在专题讨论环节，160多位中外学者分为“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考古发现与物质文化交流”“宗教传播与思想流变”“民族融合与礼俗演进”四组，分别介绍各自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碰撞出学术火花。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