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6月3日，台北复兴岗的张家宅院里，社会各界名流和大量媒体记者纷纷聚集，其中不少人还带着精美的礼品。这一天，正是张学良的90岁寿诞，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这位曾经的风云人物身上。自1936年起，张学良被蒋介石幽禁，已整整54年未曾公开露面。当面对媒体时，张学良感慨万分，深情地自嘲道：“有人说我虚度一生，的确，我真的是虚度了九十年，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并没有什么贡献。”

张学良的自省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动容。当记者接着问他，“张先生，您一生最佩服的人是谁？”张学良稍微沉默了一下，随即笑着回应：“我最佩服的人，不止一个，有三个。”

那么，这三位张学良口中的“最佩服”的人是谁呢？他们又是怎样的存在，能让这位曾经的少帅如此敬仰？

首先，张学良提到的是他的父亲——张作霖。作为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一生坎坷且传奇。张作霖出生贫寒，早年曾卖烧饼、做木匠、当兽医，但他结交了很多朋友。甲午战争后，张作霖投身绿林，凭借朋友的推荐和个人的勇气逐步崭露头角，最终成为一方雄主，外界称他为“东北王”。他曾多次帮助清朝剿匪平乱，甚至在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进入北京，成为陆海军大元帅。对于张学良来说，父亲的成名道路充满了传奇色彩，而更令他佩服的是父亲在成名之后仍然保持着朴实无华的本性。每当听闻地方有灾难，张作霖总会尽自己所能进行援助。例如1920年，他曾拨款救济山东水灾，在“五卅”运动中，他也关心并抚恤受害者的家属。正是这些生活中的善举，让年幼的张学良深感敬畏。张学良曾说：“我这一生有两个长官，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蒋先生。我的父亲，虽有雄才，但没有大略；蒋先生则是有大略，但缺少雄才，只喜欢投机取巧。”

张学良之所以评价父亲有“雄才”，是因为张作霖能够在乱世中建立自己的事业，提出扩充陆军、建立海空军的设想，让奉系成为北洋军阀中最具战斗力的力量之一。而张作霖在与日本打交道时的能力，尤其是在国内局势复杂的背景下，令人钦佩。尽管张作霖与日本人有过多次交易，导致他的口碑颇有争议，但张学良认为，父亲的“媾和”政策实则是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刀尖上跳舞”，并非简单的妥协。

接下来，张学良提到的第二位是周恩来总理。尽管张学良和周总理的见面次数并不多，甚至总共相处的时间还不到十天，但他深深被周总理的智慧所折服。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和周总理在陕西肤施的一个天主教堂内首次秘密会晤，开始了他们的深刻对话。那时的周总理蓄着长胡子，略显沧桑，但他身上那种与众不同的气场让张学良感到十分震撼。两人长谈了三个多小时，张学良分享了自己多次游历欧洲的感悟，尤其谈到中国政体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目前的政体应当是独裁，而不是民主，但他强调这种独裁与满清的专制截然不同，应该是为了教化人民，培养他们的自治能力。

周总理没有直接赞同张学良的看法，而是指出，国家面临外敌入侵的局势下，如果不抗日，那就是对历史和民族的背叛。周总理的这一番话让张学良如醍醐灌顶，意识到眼下最紧迫的任务是联合抗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张学良佩服周总理的睿智和远见，将他视为自己的长辈。而周总理也觉得张学良是一个胸怀宽广的爱国青年。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合迫使蒋介石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然而，事变后蒋介石的处理让张学良感到非常为难，他不愿对蒋介石动武，但又无法轻易放走蒋介石。就在这时，周总理再次出现在张学良的身边，并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建议，最终促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张学良依约放了蒋介石，但由于他坚持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最后却被戴笠派来的特务逮捕，开始了长达54年的幽禁生活。得知此事后，周总理数度感到悲痛，并多次通过信使传递问候，使得张学良非常感动。

最后，张学良提到了毛泽东，尽管他一生未曾与毛主席见面，但他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了毛主席的事迹。张学良曾说：“蒋先生思想固守，过于陈旧，缺乏创新。”尤其是蒋介石用人唯亲，不识将，导致他无法带领部队打胜仗。而毛主席则能在劣势中带领队伍逆袭，并凭借非凡的军事才能和领导魅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张学良对毛主席的敬佩之情，可见一斑。

张学良这三位“最佩服”的人，不仅在各自领域有着非凡的才能，还在张学良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智慧、远见和气度，让这位曾经的“少帅”对自己一生的成就产生了深刻的反思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