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六部制度非常特殊，既设有尚书、侍郎等官职，又在尚书之上设有“管部大臣”。这样一来，便会出现一个问题：管部大臣与尚书，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权力中心呢？

不少人可能会认为，管部大臣理应拥有实权。但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完全准确。要理解其中的微妙之处，我们不妨看看清朝的官制与历史背景。

在清代，京城的各部衙门实行的是满汉双轨制。这种做法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之所以如此安排，主要受“崇满抑汉”思想的影响。满洲统治者认为，只有满人掌控大清朝政，国家才能稳固。因此，六部的每个堂官都配有一位满汉双重的尚书，且从顺治年间起，已有固定规定：满洲尚书掌握实权，拥有部门印章，而汉族尚书则被视为名义上的官员，通常只是陪衬，几乎没有决策权。

根据《清稗类钞》的记载，汉尚书的处境可以说是非常尴尬。无论遇到何种重大事务，他们都必须请示满洲尚书，连急迫的事情也得等候批准。虽然两者的职级相同，但在满洲尚书面前，汉尚书的地位显得十分低微，几乎像是一个下属。汉尚书的工作内容也很空泛，主要负责“主稿”，类似于现代的办公室主任，虽有名义上的职责，但实际上工作多半是走过场，不敢深入处理事务。清代官场中甚至有“画黑稿”的说法，形容汉尚书在实际工作中的无所作为。

汉侍郎的情况则更为明显。他们的权力几乎等同于零，虽然享受正二品的待遇，却几乎没有机会参与实际的部门管理。从乾隆年间起，许多汉侍郎甚至会长期不去衙门，工作态度散漫。甚至可以说，满洲郎中、员外郎的权力比汉侍郎还要大。原因在于，六部下设各个司局，每个司局有专门的满洲郎中掌管印章，而汉郎中无法持有部门印章，这也进一步体现了满汉在权力上的不对等。

从康熙年间起，由于六部事务繁重，皇帝有时会任命大学士兼管部务，甚至可以超越尚书的权力。大学士品级较高，是皇帝的亲信，因此他们有时候担任“管部大臣”，其权力远超过满洲尚书。到了雍正年间，大学士兼管部务的现象更为普遍。像张廷玉、蒋廷锡等人就曾兼任吏部、户部等重要职务。此外，还有一些王爷因权力背景而被赋予管部的职责，而他们所管的部门，实际上由他们自己掌控，成为了实际上的“最高长官”。

在清朝官制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若某个衙门由王爷管辖，则该衙门的最高长官便是王爷。例如恭亲王奕訢，他虽然没有名义上的“首席军机大臣”头衔，但他在军机处的实际地位等同于首席大臣。

然而，随着乾隆帝即位后，宗室诸王逐渐被剥夺了参政权，因此，王爷管部的情况在咸丰之前较为少见。至于管部大臣是否有实权，这往往取决于满洲尚书的政治地位或其兼任职务。比如，自从雍正设立军机处之后，内阁的权力逐渐被削弱，军机处成为了中央的最高决策机构。由于许多大学士也同时担任军机大臣，所以被称为“真宰相”，而那些没有进入军机处的大学士，虽名义上有管部职权，但其权力有限。

六部负责具体的行政事务，像户部、刑部等，若没有对相应事务的深刻了解，想要在这些部门内施展权力几乎不可能。因此，汉尚书虽然是名义上的主管，但在面对实际事务时，有时也只能任由熟悉业务的满洲尚书进行处理。特别是像翁同龢、闫敬铭这样的汉族官员，他们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因此即使担任汉尚书职务，也能够超越满洲尚书的权力，尤其是在财务和刑法方面。

总的来说，清代的官制非常复杂，满汉的权力差异决定了很多职位的实际权力。汉尚书和汉侍郎虽然名义上具有一定的职务地位，但在实际权力上往往只能服从满洲官员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