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总结了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的应对策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张之洞采取了限制基督教传教士特权的措施。他明确禁止传教士干预中国内政，限制他们在内地购买土地、建立教堂和进行传教活动，并拒绝了传教士的一些无理要求。

其次，张之洞巧妙地利用基督教传教士的人脉和知识，来推动洋务事业和新政的实施。总体来说，张之洞的态度从最初的否定和批判，逐渐转向了保护、管理、约束与利用。尤其在中法战争之前，张之洞对基督教持批判态度，主张严格控制基督教势力，减少民众与教会的矛盾。

张之洞在担任词臣学官期间（1863—1881年），并未直接与基督教接触。身为清朝的儒士，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深，因此对基督教抱有批评态度。然而，在担任山西巡抚之后，张之洞开始参与洋务活动，并开始处理地方上的基督教相关问题，逐渐转变了对基督教的态度。

在担任山西巡抚期间（1882—1884年），张之洞与基督教有了更多实际接触。他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设立教案局来处理基督教问题，重视引进洋务人才，并讨论地方行政改革。他认为，基督教徒和传教士应受到严格监控，因为他们的行为可能引发外交纠纷，甚至危及社会安定。张之洞主张，政府在处理教案时要公平、公正，同时也要震慑基督教徒，使他们不敢挑衅官府，从而减少民教之间的争议。

在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他的态度和措施发生了变化。为了防止局势恶化，张之洞加强了对外国传教士和商人的保护，不仅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还对教堂进行了封存保护，防止教堂遭到破坏。同时，他对中国教民保持警惕，严密监控他们的活动，并警告他们不要做出有损国家利益的行为。

在战争结束后，张之洞继续在民教问题上采取实际措施。他拒绝了法国提出的赔偿要求，特别是教堂损失的索赔，并提出推迟法国传教士返回广东的要求。张之洞对教案的处理更加成熟，解封了部分教堂，并恢复了原来的宗教活动，确保基督教传教活动不会对社会稳定造成更大冲击。

从1889年到1907年，张之洞长期担任湖广总督，在长江流域的反洋教活动频繁，民众的反洋教情绪高涨。为了稳定局势，张之洞在镇压反洋教运动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他通过提拔能处理民教问题的官员，清剿会匪，保持地方安定。同时，他也加强了对外国传教士和教民的保护，确保他们享有法律保障的宗教自由。

张之洞非常谨慎地处理教案，拒绝无理的赔偿要求，并秉公办理教案，力求化解民教冲突。此外，他还对基督教的传播进行了一定限制，禁止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私自购地置业，防止他们干涉中国事务。在甲午战争后，张之洞提出了“非攻教”政策，主张通过自强和发展，削弱基督教的吸引力，而不是通过暴力反抗宗教传播。

即使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张之洞依然采取严厉手段，支持镇压义和团，避免外国军队借此入侵中国。他通过组织东南互保和积极推动议和，确保了地区安全，并保护外国外交人员和商民。

在《辛丑条约》谈判期间，张之洞致力于规范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他尝试通过与德国驻华公使的交涉，推动制定管理德国在华教会的方案，并提出加强对基督教在华势力的控制。他还积极参与后续的商约谈判，力求在条约中加入限制基督教传播的条款，以更好地管理和约束基督教在华的活动。

在此后的治理中，张之洞处理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民教纠纷，如衡阳教案、辰州教案等。他始终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力求通过妥善处理教案来避免社会矛盾的加剧。

张之洞的政策和举措体现了他在保护国家主权、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并采取了相对务实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