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大规模授衔时有一个重要原则：转入地方工作的干部不再参与评衔。即便是那些在革命初期做出过巨大贡献的高级干部，也因为转到地方岗位，未被授予相应的军衔。比如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两位开国元勋都主动放弃了军衔。如果周恩来参加授衔，他本应排在朱德之后，成为第二位元帅。而邓小平在元帅评选名单中本来是第七位，最终的位置与罗荣桓相当。其他像邓子恢、张鼎丞、滕代远、谭震林和李富春等人，因已转为地方工作，也未被授予他们应得的大将军衔。

不过，也有一些例外，个别干部因特殊原因仍然获得了军衔。例如，陈毅因为转为外交岗位，依然被授予了元帅军衔。而乌兰夫则因其对革命的特殊贡献，被授予上将军衔。

其中有一位例外，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转到地方工作。1952年，他是四川省委的领导，1955年1月，刚刚成为副省长，但在授衔名单公布后，主席特意指示将他补上，这个人就是闫红彦。他的特殊贡献，究竟是什么，让主席亲自做出破例授衔的决定呢？

陕北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根据地，而为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陕北红军的高级将领，大多英勇牺牲。尤其在陕北红军和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中，几位重要人物的去世，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沉重打击。唐澍、杨重远、谢子长和刘志丹，都是这些红军英雄，他们的牺牲给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唐澍是河北易县人，21岁时考入黄埔军校，后来加入了五原起义的军政学校，出任教官。大革命失败后，他被派往陕北组织起义。唐澍领导了清涧起义，起义失败后，继续参与了渭华起义，担任总司令，但最终在游击战中壮烈牺牲，年仅25岁。

杨重远，陕西绥德人，早年是教员，后加入陕北的兵运工作。与唐澍、谢子长一同，杨重远参与了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等战斗。1933年，他在安定谭家崄战斗中牺牲，年仅39岁。

谢子长是陕西安定人，他先后在西安、榆林等地学习，回乡后组织民团，开展反帝斗争。后来，他加入了清涧起义，成为游击队的副指挥，并在渭华起义后担任大队长。谢子长是安定、延川根据地的奠基人之一，1935年因战伤去世，年仅38岁。

刘志丹，年仅33岁时牺牲，是陕北红军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比谢子长年轻六岁，他在黄埔军校接受过军事训练，并在陕北担任重要职务，是西北革委会主席之一。刘志丹牺牲后，陕北红军的代表性人物基本已更替，而闫红彦逐渐崭露头角。

除了这些英勇牺牲的将领，还有一些较晚加入的红军干部，他们的资历和贡献与闫红彦相当，但因种种原因，未获得授衔。吴岱峰便是其中一位。吴岱峰出生在陕北的瓦窑堡，早年参加北伐，后来加入陕北游击队，任副总指挥。1936年底，红军被重新编制，吴岱峰成了红29军的军长。抗战期间，他在延安和抗日战场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他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资历，但由于当时没有参加授衔，他错过了成为上将的机会。

贺晋年也是一位有着丰厚战功的将领。他曾在抗战期间担任红15军团的师长，战功赫赫，且在解放战争中担任重要指挥职务。即使他的战功比闫红彦更为显著，但由于受到高岗事件的影响，贺晋年在1955年的授衔中仅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另外，郭洪涛，曾是山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虽曾在陕北和山东地区指挥游击战，但因政治风波和整风运动，错失了获得军衔的机会。

虽然闫红彦的上将军衔，也有一些人认为他是“捡来的”，但是从他的资历和贡献来看，实至名归。大革命时期，他与吴岱峰等人共同创建了晋西游击队，并为延安的安全付出了巨大努力。抗战时期，他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在警卫和作战中表现出色。解放战争期间，闫红彦担任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副政委，推动了战斗力的提升。在建国后的政治生涯中，他也在四川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

因此，尽管闫红彦的上将军衔在一些人眼中看似有些特殊，但从他的革命历程和贡献来看，这个荣誉是完全应得的。他为革命和国家的建设做出了无可磨灭的贡献。1955年9月，闫红彦正式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荣获了三个“一级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