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末期，太平天国的崛起几乎让清朝灭亡。太平军的力量强大得让清朝军队几乎没有抵抗能力，连一支仅有2万人的太平军偏师都能从南京打到天津，足见清军已经沦为不堪一击的“治安军”。

太平天国成立不到两年，就占领了南京，并定都“天京”。此时，清朝几乎没有精锐的部队能够应对太平军的进攻，无论是八旗军还是绿营兵，面对太平军的旗帜，基本上是见到就逃，毫无反抗之力。

然而，危急时刻，慈禧太后挺身而出，挽救了清朝的局势。她最为人称道的特点就是能屈能伸，擅长运用现实主义。她发现了许多有能力的人，并开始重用他们来对抗太平军。特别是她开始倚重汉族士绅出身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建立了湘军和淮军这两支地方精锐武装。通过这些地方势力，清朝逐步扭转了战局。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自身也错失了机会。特别是在“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军内部的精锐将领大量出走，新组建的部队缺乏战斗力，这使得清朝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湘军与太平军的战斗力并不相差太远，尤其在湖南的秀才们教导下，湘军的悍勇程度不亚于太平军。而淮军则借鉴了西方雇佣军的近代战法，使得太平军在后期几乎只能靠人海战术来抵抗。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开始介入中国的内乱，他们最终站在了清朝一方，提供了一定的军事与经济援助，进一步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

此外，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虽然有较强的实务能力，但他们始终受传统士人观念的影响，不会轻易造反，因此他们的立场非常稳定。而在太平天国即将失败之际，湘军面临了“狡兔死，走狗烹”的危机，但曾国藩并没有反叛，因为他谨慎而且清楚自己在历史中的责任。虽然地方实力越来越强，但慈禧并未进行“走狗烹”的残酷清洗，两方之间仍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然而，这种平衡在慈禧去世后彻底打破了。清朝朝廷内部的满族激进分子不甘于朝廷权威的衰落，在国内外呼声高涨的君主立宪运动影响下，他们提出了建立皇族内阁的荒唐政策，完全排斥了外部力量，这导致地方实力派的强力反扑，最终失去了大多数支持。

与此并行的是，清朝军队中的中坚力量——新军，由袁世凯掌控。袁世凯并不是传统的士人，更多的是一位具备实用主义和投机精神的官员。他的领导方式也非常果断、决绝，丝毫不拖泥带水。在清朝的朝政日益衰弱时，袁世凯与武昌新军联合，推动了清朝的倒塌。

袁世凯并不是最具英雄气概的人物，他的实力也不算顶尖，然而他恰逢其时，善于顺应历史潮流。他的每一步都踩在了历史的节骨眼上，最终通过实用主义的方式，成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然而，袁世凯的最后一步棋下错了。尽管他拥有较强的政治眼光和实用主义的策略，但他在最终的决策上出现了失误。清朝的实际情况早就改变，曾国藩和李鸿章也早明白，三千年来，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太多历史经验告诉他们，单纯依靠某个皇帝无法改变局势，最终的结局也许只能是历史的终结。

即便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清朝依然拥有大约70万大军，但依然无法挽回局面。失去民心和军心的清朝，即便装备再先进，人数再多，也无法恢复朝廷的威望。民心已散，清朝的倒塌几乎不可避免。

西方列强最终选择支持袁世凯，而非继续支持清朝。他们的战略考虑是：“换马”——选择一个更具控制力和更符合国际秩序的人来管理东亚事务。即使在辛亥革命爆发时，只有日本有能力干预革命进程，其他列强根本没有兴趣。

回顾当时的局势，清朝的失误在于没有真正看清自己的处境，仍然抱有“天朝上国”的幻想，认为自己能够继续支撑下去。实际上，早在1900年以后，清朝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政治底牌。如果清朝能彻底向列强低头，尤其是向当时实力较弱的日本寻求支持，或许可以通过军事援助解决问题。但可惜的是，清朝并没有抓住这些“救命稻草”。

最终，袁世凯和武昌新军的合作，不仅加速了清朝的灭亡，也使得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