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正德十六年，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海战——“中葡屯门海战”。这场战斗有时被认为是中国与西方的第一次正式冲突，许多人也将它的胜利看作是明朝强盛的象征，甚至认为它证明了中国领先世界的实力。那么，这场战斗到底是如何爆发的，具体过程和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背景：明朝的海禁政策与贸易控制

自从明朝的洪武年间建立以来，朝廷逐渐改变了唐宋元代的较为开放的贸易政策，开始实施严格的海禁政策。明朝将周边的国家限制在朝贡贸易体系内，规定只有获得“勘合文书”的国家才能与明朝进行合法的贸易，且贸易量和时间受到严格控制。为了维持“朝贡贸易”的秩序，朝廷限制了民间的自由贸易，但这也导致了一个巨大的“走私市场”形成。

明朝的朝贡贸易体系虽然能够让一些小国向中国进贡，但因其限制性和复杂性，逐渐被走私贸易所替代。葡萄牙人在弘治年间进入了东南亚，并于正德六年占领了马六甲地区。之后，葡萄牙人向广州派遣船队寻求与中国的贸易，但因没有“勘合文书”，明朝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葡萄牙人不甘心，开始与中国的海商进行非法交易，甚至在明朝的边界——屯门岛建立了自己的基地，实施走私活动。

葡萄牙的侵扰与明朝的政策分歧

葡萄牙的行为引发了明朝朝廷内部的分歧。部分官员认为，严格的海禁和朝贡贸易政策实际上让走私者获得了巨大利益，朝廷反而没有从中获益，且财政困窘。因此，一些地方官员开始支持放松海禁，以促进贸易。广东布政使吴廷举甚至私自发布了《番舶进贡交易之法》，允许外国商船按规定缴税后自由交易。

葡萄牙人看准机会，继续扩大对明朝的贸易规模。然而，这种不受控制的贸易行为以及葡萄牙人在屯门的基地建设，引发了明朝对他们的不满。葡萄牙人不仅在屯门岛上建立了自己的贸易点，还收取过境税，对其他商船进行掠夺。

葡萄牙人不守规矩，明朝的强硬应对

正德十二年，葡萄牙使节托梅·皮雷斯带着使团来到广州，试图建立正式的贸易关系，但由于葡萄牙人缺乏对中国礼仪的尊重，双方关系很快恶化。皮雷斯甚至在舰队停泊期间举行了升旗鸣炮仪式，激怒了当地官员。最终，通过贿赂，皮雷斯终于得以见到明武宗，双方商讨进一步的贸易协议。

然而，葡萄牙人在屯门继续挑战明朝的权威，甚至将屯门周围的海域视作自己的“殖民地”，并继续进行走私和海盗活动。这种行为让明朝官员对葡萄牙人的态度愈加反感。随着明武宗的去世，年轻的明世宗登基后，决心驱逐这些外夷，尤其是葡萄牙人。

中葡屯门海战的爆发与经过

在明世宗的支持下，广东海道副使汪鋐被派遣负责驱逐葡萄牙人。汪鋐起初计划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此事，提出给予葡萄牙商人一些奖励让他们离开，但葡萄牙人并不理睬。汪鋐随后动用了武力，成功清除了广州港的葡萄牙商船，但剩余的葡萄牙人仍然驻守在屯门岛。汪鋐随后召集广东民众，组成了一支约三四千人的队伍，准备向屯门的葡萄牙人发起进攻。

在正德十六年的六月二十五日，明军与葡萄牙舰队展开了第一次交战。尽管明军人数占优势，但由于葡萄牙战舰更为灵活，且装备了比明朝更先进的火炮——佛郎机炮，明军在战斗中处于下风，被迫撤退。佛郎机炮是一种高效的速射火炮，威力比明朝的前装炮强大得多。

明朝的反击与葡萄牙的撤退

汪鋐没有放弃，而是根据从两名明朝人（杨三、戴明）那里获得的情报，仿制了佛郎机炮，并在九月初再次发动进攻。这次，明军凭借着更多的火炮和人数优势，逐渐压制住了葡萄牙舰队的火力，并通过水鬼战术将葡萄牙的舰船攻破。然而，葡萄牙人凭借着战舰的坚固性，最终突围并逃往了满剌加。两国间的战斗虽然结束，但并没有彻底改变双方的关系。

后续影响与总结

尽管葡萄牙在中葡屯门海战中败北，但实际上，这场战斗并没有改变葡萄牙在亚洲的策略。葡萄牙认识到他们在与明朝的对抗中无法占得上风，因此决定不再通过建立贸易基地的方式与明朝接触，而是通过走私和海盗活动继续在中国沿海进行贸易。

对于明朝而言，这两场局部胜利并未改变国家的外交政策。明世宗采取更加严格的海禁政策，进一步封闭了明朝的国门，这不仅无法遏制走私活动，反而让这一市场更加活跃。与此同时，明朝失去了与西方交流和学习的机会，也逐渐落后于欧洲列强的科技进步，特别是在火器技术上。

总结来说，中葡屯门海战虽然被某些人视为明朝的“胜利”，但实际上，这场战斗并没有改变两国的根本关系，也没有扭转明朝日益封闭和落后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