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与现代学术会议有着显著的区别。清谈的特点之一是，谈论者和听众通常只是随便聊聊，根本不追求产生学术成果。而现代学术会议则明确有一个目标：发表论文并形成科研成果。学术会议结束后，常会出版会议论文集，或将论文修改后发表在学术期刊上，这些成果往往成为晋升职称的重要依据，甚至会对某个领域的学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然而，清谈并没有这些实际的结果。虽然有些人会在会前做准备、会后总结，把自己的观点写下来并出版成书，或许会流传后世，但更多人似乎并不太在乎这些。比如西晋的著名清谈者乐广，他口才了得，但不太擅长写作，也不以此为意。因此，尽管魏晋时期的清谈家们举办了无数精彩的辩论，但几乎没有留下像样的书面资料，清谈似乎只是为了交流而进行的。

不过，清谈并非完全没有功利性，它的实际效果仍然显现出来，那就是在士人圈子内获得声望，甚至获得官职。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了解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这一制度的初衷是用来根据士人的声望推荐人才，而非依赖地方官员的层层推举。曹丕创立这一制度时，正处于三国动荡时期，士人流动性大，难以从基层选拔，而在相对安定后，这一制度没有废除，反而在两晋时期延续了下来。

九品中正制不仅仅看家族背景，更多地看个人声望，而这种声望的体现，往往通过清谈来检验。对于许多魏晋名士来说，清谈几乎成为衡量他们才华和地位的标准。比如，谢安曾因低估戴逵的清谈水平而感到自愧不如，尽管戴逵并不谈玄学，而是聊起琴棋书画，但谢安仍被戴逵的从容与睿智打动。再比如，陶侃虽然在东晋有着极高的功绩，但因为家族中没有清谈人才，始终不被重视。王羲之也曾轻视支道林，直到支道林提出了关于《庄子》新见解，才打动了他。

清谈水平高的人，通常会得到许多晋升的机会。会稽王司马昱身边的重臣几乎都是清谈高手，像殷浩虽然长时间隐居，但凭借卓越的清谈水平被提拔为重要官员。而像张凭这样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他出身低微，但凭借在清谈会中的一番精彩表现，一跃成为名士，被刘惔看中，最终得到重要职位。

然而，清谈并不总是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比如支道林，他虽然是东晋顶级的清谈人物，但他作为一名和尚，从未想过借此进入仕途。清谈对他而言，更多是出于对道学的追求，而不是为了权力和地位。这种看似与功利无关的清谈，反而成为了衡量士人内心修养的一种方式。

更重要的是，清谈的内容往往涉及老庄哲学和佛学，这些话题本身就倾向于超越功利，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老子倡导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以及庄子推崇的方外之人，都代表了一种远离世俗功利的理想状态。因此，清谈中存在着一种功利与超功利的矛盾：越是追求超脱的理想境界，别人就越认为你是真正的人才，越是想要利用你；而如果你过于追求名利，就会被认为是伪君子，反而失去机会。

这一点，刘惔的故事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刘惔出身贫寒，但凭借过人的清谈才华，最终成为会稽王司马昱的心腹。然而，他虽然学识渊博，却也有功利的一面，最终在豪宅中奢华生活。结果，王羲之看不惯这种虚伪的表现，讽刺了他一番。类似的矛盾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甚至在唐朝的诗歌文化中也有所体现。唐朝的诗人们并非为了功名而写诗，但由于科举制度的推动，诗歌逐渐成为了仕途的一部分。

这一现象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道理：在特定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功利和超功利往往并存。两晋时期的士人，既有追求功名的动力，也有对超凡脱俗境界的追求。即使是以清谈为荣的士人，内心深处也不免希望通过自己的才华获得某种社会地位。

这与当代教育体制中的现象颇为相似。尽管教育已成为国家竞争的核心，但许多人并未真正热爱学问，而是将其视为通向功名的工具。就像今天许多人为了升学和晋升而拼命学习奥数，尽管他们并不真正爱数学。这种功利性与教育的初衷之间的矛盾，正是当代教育面临的一大难题。

古人通过清谈、诗歌等形式展示了学术的两面性：一方面，它们成为了谋取功名的工具，另一方面，它们又帮助士人超越功利，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而当今的教育体制，似乎未能像古代那样孕育出真正热爱学问的氛围，反而充满了功利化的氛围，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