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在全党的威信逐渐提升，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要跟随毛泽东的指引，就能够解决任何复杂的问题，并不断取得胜利。大家发现，在任何情况下，毛泽东总是能够抢占先机，未雨绸缪，把工作做得前瞻性十足。这种优势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就急于通过寻求美国的帮助，为发动反共的内战做准备。然而，由于内外形势复杂，他并不能立即发动全面战争。主要原因有几个：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的趋势是和平与民主的，而曾经遭受侵略的中国尤其渴望消除内战，恢复生机。

其次，蒋介石虽然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他的军队依然分散，且战斗力无法迅速集中，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调兵遣将、布置战略。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采取了缓兵之计，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试图以“和谈”做文章，拖延时间。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判断，国际形势让蒋介石暂时无法发动内战。美国不希望蒋介石立刻发动内战，因为这样可能导致国民政府垮台，反而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机会。而苏联也不支持内战，因为它担心内战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利益，甚至可能引发新的世界大战。

毛泽东意识到，蒋介石占领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仍然需要很长时间，因此他提出，中国共产党应该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口号，准备与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的条件。这一决策反映了毛泽东的先见之明，并体现了他对国内外形势的精准把握。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并不仅仅将“和平、民主、团结”作为暂时积蓄力量的手段，他真正将这三大口号视为党在特定时期要争取的政治目标——实现联合政府。毛泽东希望通过谈判推动社会政治改革，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一个新的联合政府，最终实现国内和平统一，并逐步改造为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府。他认为，通过这种方式与国民党合作建国，既能给受尽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带来希望，也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知道，蒋介石采取和平只是暂时的策略，因为他尚未准备好内战，但即使是暂时的和平，毛泽东仍然准备全力争取。他的这一做法，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真诚态度，并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更多理解与支持。

毛泽东在谈判前做好了充分准备，表示党将做出必要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有条件的，不能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让步后国民党仍然坚持发动内战，那么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理由通过自卫战争反击。这个决定进一步展现了毛泽东的远见和果断。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一起从延安飞抵重庆，开始与国民党谈判。刚到重庆，毛泽东便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了简短讲话，明确表示，抗战胜利后，最重要的是实现国内和平、民主政治和团结，这样的言辞让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真诚与决心，进一步赢得了民众的支持。

在重庆，毛泽东不仅与各界人士接触，向他们传达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与团结的方针，还亲自拜会了许多重要人物。通过这些努力，他彻底粉碎了此前一些对中国共产党不实的诬蔑与误解，向全国人民展示了共产党争取和平的决心。

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里，尽管只住了短短几天在林园，其他时间都住在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王若飞一起，研究与国民党的谈判进展。他们每天都忙到深夜，分析形势，准备应对策略，并通过大量阅读报纸，密切关注各界对谈判的反应。

经过艰难的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虽然这些协议最终被蒋介石撕毁，但毛泽东通过这次谈判，向全国人民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与民主的真诚愿望，同时也增强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与支持。许多原本动摇的中间阶级开始坚定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强大的联合力量，使得国民党彻底孤立。

此外，毛泽东早在赴重庆之前就准备好了应对可能爆发的内战。当蒋介石果然发动全面内战时，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中，都牢牢掌控了主动权，国民党的失败几乎是注定的。

通过这一系列的巧妙布局与周密策略，毛泽东充分展现了他占尽先机的智慧，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在关键时刻能够牢牢把握住局势，赢得了历史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