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高层既有深谋远虑的幕僚，也有善于厮杀的军将。在蒋家政权走向衰落的关键时刻，也有不少官员改换立场，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建设力量。但党内的宽容并非没有底线——有些人即便想要投诚，也会被拒绝。何应钦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曾被誉为蒋介石麾下的“大金刚”，在国民党内部影响深远，但因其行径被中共视为不可饶恕的民族罪人，毛泽东坚决反对接受他投诚。

何应钦之所以备受唾弃，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他在抗战期间屡次对共产党采取打压和陷害的做法；二是他与蒋介石之间长期的权力争斗，使他在政治上充满算计，难以让人信任。要说何应钦在治军和治国上的能力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否则他也不可能在蒋的身边占据重要位置、成为“八大金刚”之首。但他的为人和所作所为却常带有阴险与野心的色彩。

早年，何应钦是黄埔军校的要员。1924年黄埔创校，蒋介石任校长，何应钦被任命为少将总教官。由于工作认真、办事可靠，何在蒋心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1925年，蒋在组建黄埔教导团时选择何应钦任团长，此后何在东征战役中表现勇猛，多次歼灭敌军，为广东统一立下功劳。两人在战场上并肩作战，也曾有生死相救的情谊：一次在危急关头，何设法迷惑敌军，掩护蒋突围，蒋因此感念，将两人结为“兄弟”。

不过，英雄间的情义并未能抑制权力欲望。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攻占南京、武汉，随后出现“宁汉分裂”的政治危机：蒋介石欲独揽大权，武汉一带反对的声音高涨。何应钦与白崇禧一度联手，试图逼迫蒋下台，显示其野心并非止于辅佐。蒋被迫“下野”又迅速回归，形势反转令何的图谋落空；尽管事后两人表面和好，但双方心里都明白彼此间已结下猜忌。此后何虽位高权重，却逐渐失去实权，成为蒋麾下没有兵权的高级参谋。

何应钦的政治倾向更令人生疑。1935年他与日本驻华军官签订《何梅协定》，取缔抗日活动，从而被许多人视为出卖民族利益、沦为卖国之举。这一事件使他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大损，也成为后来被指责为“民族罪行”的重要依据。抗战期间与日方的勾结、对共产党武装的打击与污蔑，使得他与中共的矛盾愈发深刻。

西安事变后，何曾一度看到蒋处境的危险，甚至与亲信计划更狠的手段对付蒋，但蒋又一次东山再起，何的算盘再次落空。从那以后，他时而心狠手辣，时而又急于讨好蒋，行事摇摆，显露出投机与自保的本色。抗日战争末期，何又在受降事务中采取对共产党不利的决定，甚至主张在国军尚未接收地区由日军暂时“恢复秩序”，引发强烈争议。此后他还被指与日本军方有更密切的接触，企图借外力图谋内政变，这些做法最终触怒蒋而被撤职流放考察。

解放战争末期，国民党内形势已不可挽回。1949年蒋介石退居幕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何应钦也被安置为行政院长。但面对形势，何并未选择果断起义或与新政权妥协，而是犹豫不决、继续效忠蒋系，错失了从内部调和局势的机会。对共产党而言，何长期的反共行为与民族主义立场使他难以被信任；即便他后来有投诚的念头，党内仍以其过去的罪行为由而拒绝接纳。

晚年何应钦选择赴台避难，淡出政治舞台，致力养生，未再尝试重返政治中心。1987年10月，他在台北病逝，享年97岁。回顾他的一生：既有军事才能与机智的一面，也有权欲强烈、手段阴险的一面。在许多人眼中，他是一个典型的投机者——无论身处哪个阵营，都以自保和攀附权势为先，最终既无法赢得民族的宽恕，也难获真正的忠诚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