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查看一些川商的历史资料,突然冒出一个疑问:为什么西汉时的大夏国会有产自四川的邛竹杖?竹杖这样常见且没有技术含量的产品,为什么会被几千里之外的异邦人所喜爱?
公元前2世纪,汉使张骞抵达大夏(今阿富汗地区)时,意外见到了来自蜀地的邛竹杖和蜀布。这一发现证实,在官方开辟西北丝绸之路之前,一条从四川经云南、通往南亚和中亚的“南方丝绸之路” 早已存在,这也有力地证实了古代川商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在搞国际贸易了。
蜀布(又名黄润)产自蜀郡安汉(现南充)等地,以苎麻纤维织成,未经漂白呈微黄色,是当时的名贵衣料,它能成为国际贸易的产品当可理解。可为什么遍地可见的竹子做的手杖也能够远销几千里,成为早期国际贸易的代表性商品?
有学者认为,邛竹杖的外销,可能与宗教或信仰有关。我在此基础上大胆提出一个设想,邛竹杖在几千里之外成为热销产品,或许与更早的古蜀文明向外扩散有关,三星堆与金沙文明的权杖文化,可能通过某种尚待探索的途径,影响了远方族群的器物使用,甚或这些族群就是三星堆和金沙人的后裔。
我不是历史学家,未经过严谨的考古和推理,只是我一个想法而已,聊博方家一哂。
古道遗珍: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邛竹杖
张骞的见闻被司马迁忠实记录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
这一记载揭示了邛竹杖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从蜀地经身毒(古印度)转运至大夏。
邛竹,又称人面竹,特产于邛崃天台山、高河乡一带。这种竹子 “节高实中” ,枝节长而结实,轻巧应手,非常适合制作手杖。
相传在秦朝,有老年人偶然砍伐邛竹做手杖使用,发现其优越性能后,便开始上市出售,从此邛竹杖成为商品远销各地,甚至“出口”外国。
实用与象征:邛竹杖的双重价值
从实用角度看,邛竹杖制作工艺简单:选用三年以上的青竹,晾干后按需要长短锯断,打磨光滑,涂以清漆即成。讲究的则会在人面形的竹节上绘画人物的眉、眼、口、鼻作为装饰。
除了实用功能,邛竹杖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历史上,杜甫、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文人都有作品称赞邛竹,使邛竹杖有了 “文人至宝,商贾奇货”的美誉。
文人墨客将邛竹刚直方正的特质,视作品行与操守的象征,赋予了这件日常用品特殊的精神价值。
权杖之谜:三星堆与金沙的启示
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一件金杖,代表权力、威仪、等级,引人注目的是,杖体上端刻有神秘图案。
无独有偶,在金沙遗址中,也出土了一件金冠带,表面刻着与三星堆金杖基本相同的图案。
这些相似性表明两个遗址在文化上的连续性、传承性。
碳14断代技术显示,当三星堆遗址进入相对衰退期时,金沙遗址兴起。学者推测,三星堆衰亡时,古蜀国的政治中心转移到了金沙遗址。
文明迁徙:一个大胆的猜想
基于这些考古发现,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想:三星堆、金沙文明的居民,是否可能带着他们的权杖文化,沿着南方丝绸之路向西迁徙,将权杖的使用习俗传播到了南亚、中亚地区?
这一猜想虽然还需要更多证据支持,但并非空穴来风。邛竹杖作为权杖文化的民间化、商品化形式,可能继承了古蜀文明中权杖的符号意义,并通过贸易网络将其传播到远方。
考古专家们注意到,中亚、西亚一带出土的硬币上手杖的图形都有模拟成竹节的形状,这一现象激发着人们对邛竹之于这些国家意义的探索。
如果古蜀文明确实通过某种形式影响了这些地区的器物文化,那么邛竹杖的西传就不仅仅是贸易行为,更是文明深层次交流的体现。
宗教与文明交流的互动
原始宗教因素可能促进了邛竹杖的远距离传播。确实,早期宗教法器往往吸纳当地有影响力的神圣器物或符号,以促进传播。
如果邛竹杖在南方丝绸之路上已被某些群体视为具有神圣意义的器物,那么宗教确实可能后来成为推动其传播的因素之一。
但更深层的问题是:为什么是邛竹杖而非其他物品被赋予了这种文化或宗教意义?这可能正反映了古蜀权杖文化通过贸易网络产生的远距影响。
宗教影响与文明交流在这一语境下形成了相互强化的关系:古蜀文明的权杖文化为邛竹杖赋予了初始的神圣性,而后期宗教的传播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
回到历史的现场,当中亚、西亚硬币上出现模拟竹节的手杖图形时,我们仿佛看到了一种文化符号的持久影响力。而当杜甫、苏轼在诗文中吟咏邛竹杖时,他们触摸的不只是一根手杖,更是一条连接古老文明的文化通道。
今天的邛崃天台山上,邛竹依然生长。它们或许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曾作为文化使者,跨越千山万水,将古蜀文明的信息传递到遥远的大夏,并引发了后人关于文明迁徙的无限遐想。
赵崇甫/品牌战略专家,以战略定位为核心,提供企业战略、品类战略、品牌战略,视觉锤(超级符号)设计、广告创意、产品开发、包装设计、公关策略等系统化服务。
曾任知名上市公司高管,多家行业头部企业品牌顾问,正式出版《品牌营销非常道》《微论品牌》《品牌的战争》《身边风景》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