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一百单八将如何排座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算心机深沉的宋江、足智多谋的吴用也知道——想把一碗水端平几乎不可能，处理不好反而会埋下祸根。于是，他们出了一个办法：立一块排名石碣。

那块石碣本身有很明显的做作痕迹。李卓吾看了忍不住笑道：有人特意让萧让写字、金大坚刻碣，把碣埋起又请公孙胜做法再把它“掘”出来，用来糊弄众人。换句话说，这石碣更多是个权术和仪式，主要是为了安抚人心、稳定阵脚，而不见得完全反映真实的权力分布。

为了巩固名分，宋江还念了誓词，口气极重，甚至威胁天地神灵要惩戒背弃义气的人。他强调“一百八人，上符天数，下合人心”，意在以庄严的仪式压制内部分歧。但实际上，天意难测，人心更难琢磨，石碣上的名次终究只是表面。排在前面的不一定能真正掌权，排在后的也并非没有实权。梁山内部的军阶、编制和个人影响力，往往与石碣名次并不完全一致。

若按古代军制来理解，梁山的武将也有几档分层：类似“大司马、大将军、骠骑、车骑、卫将军”的一等元帅级；“四方将军”属第二档，相当于大将；“四征四镇”等则是第三档的重号将军。其余则属杂号将军。宋江与吴用在排布时，多参照这种等级化思想，但也加入了自己的实践需要和“政治平衡”。

宋江还模仿刘备“五虎将”的模式，设立了“马军五虎将”。这里面明显是借鉴三国古例：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那样的组合，是为增加威望与象征意义。但梁山无法完全复制三国名将的战力层级：实际战场上，秦明未必能把花荣、鲁智深等人一一压倒；花荣的箭术、鲁智深的暴烈、呼延灼的骑技，各有所长，不能用简单名次来比较。

按石碣排序，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名次主要依据资历、声望和与首领的亲疏关系，而非单纯以武力高低论英雄。地煞里像病尉迟孙立、混世魔王樊瑞这类人，综合实力可能并不比某些天罡弱；神机军师朱武的排兵布阵能力，也常常比智多星吴用更直接、有用。实践上，朱武后来担任的职务相当于副参谋长，很多行动必须听从他的调度，这说明正式的分工比名次更关键。

在正式分工上，宋江先把“四方将军”和“四征四镇”各个营寨安排好。梁山的“四方将军”分工清晰：正南寨为秦明（前将军），正北为呼延灼（后将军），正西为林冲（左将军），正东为关胜（右将军）。其下的索超、徐宁、董平、杨志等则担任副将或都督类的职务；地煞副将则相当于都督佥事。这种安排，和明朝的军制有相似之处，讲究南前北后、左右护卫的布局。

小李广花荣虽不在四方将军之列，但宋江把他和一些亲信放在忠义堂的近旁，算作贴身的中军护卫，职责更像“中军都督”的角色。宋江用这些位置来确保自己身边有可信的近卫，而不是单纯依靠名次来保证忠诚。

再看鲁智深、武松等人的地位。梁山设有南三关和东西北各一关，守关的多为征将、镇将。鲁智深被定为征南将军，武松为镇南将军，他们在山前的地位与威望不仅来自武艺，也来自在民间的声名。其他像史进、刘唐、杨雄、石秀、穆弘、李逵等人，则各自被分配到适合的征镇之下，形成完整的兵权架构。

至于更高一级的“大司马、大将军”等三公级别，宋江与吴用并没有把这些名号随意分给人。卢俊义——号称“玉麒麟”，在武艺上确实突出，但在梁山的政治结构中并没有真正的兵权和直属部队。他平时多是陪在宋江身边，关键时刻才披挂上阵；但重要决策和兵权分配，他并不参与。卢俊义的一次经典表现是在玉田县与耶律四将鏖战数小时独当一面，显示他个人勇武，但这并未转化为长期的权力基础。宋江和吴用始终不放心把更高的“大司马”之类的实权交给他。

宋江治理梁山时，规模远不及真正的王朝，因此他也没有足够的脸皮或资源去授予过多高级封号。梁山自诩有十万兵马、百员战将，但实务上更像是一支名义大、指挥分散的义军。若真按朝廷规制授衔，可能会有国师、公相、殿帅、节度使等多样安排：公孙胜可做国师，吴用是否可兼丞相，林冲或鲁智深或许能做殿帅或节度使，卢俊义能否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则是未知数——小说里却常常把他当作被“安排”上战场的那个人，而非实际权力的持有者。

总之，梁山的名次与实际权力并不完全对等。石碣、誓词和头衔更多用于稳定内部、分散不满，而真正能左右战局的，是那些拥有兵权、指挥体系和实际部队的人。名声大并不等于兵权在手，武艺高也未必能成为真正的统帅。这也是梁山内部矛盾复杂、权力微妙平衡的根本所在——一锅热汤里想均匀分配每一勺，终究难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