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国家百废待兴，朱元璋迫切需要一批有能力的文人来协助治理。于是，在洪武三年（1370年），他恢复了科举制度。

不过，当时连年战乱，许多有学识的人不是战死沙场，就是中途放弃读书，再加上南方士族对科举的抵制，真正能参加考试的人非常有限。朱元璋因此失望至极，一度让科举停摆十多年。直到洪武十五年（1382年），科举才重新启用，两年后更是颁布《科举成式》，为明朝之后两百多年的人才选拔制定了成文法规。

明初各地发展不均，南方经济富庶，文风鼎盛；北方为了防御残元势力，重武轻文；西南则经济落后，长期由地方少数民族势力自治。于是，科举天然对南方学子更有利。据《明清进士碑录索引》统计，洪武至永乐年间录取的2792名官员中，南方籍就有2228人，占了近八成。

朱元璋深知科举不仅是选拔人才的工具，更是平衡各方势力、巩固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于是，他等待机会出手干预。洪武三十年（1397年）“南北榜事件”便是转折点。这一年殿试录取的51人全部来自南方，北方学子一人未中，引发巨大不满。朱元璋借机复查试卷，却发现北方士子的文理并不出色，还出现许多忌讳之语。最终，他震怒之下处死了包括状元在内的考生和相关官员，随后亲自主持策问，录取61名北方人，史称“北榜”。从此，科举在平衡南北势力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为了进一步稳定边疆，朱元璋还在西南实行灵活政策。当地的土司子弟可以免试入国子监学习，被称为“士官生”，这是一种政治上的笼络和妥协。同时，明政府还采取就近乡试、合并附考、增加名额等方式，鼓励偏远地区学子参与科举。这些措施不仅推动了当地教育发展，也让汉文化逐渐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播。

然而，随着考试制度日渐成熟，竞争愈发激烈，一些发达地区的考生为了享受西南等地的优惠，冒籍改换籍贯，形成早期的“高考移民”。这种现象往往需要金钱和权力支持，严重破坏了科举的公平性。虽然明政府多次下令整治，却始终未能彻底杜绝。不过，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边疆地区科举的普及。

在明朝中后期，随着学校建设和文化教育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子弟积极应试，并取得佳绩。例如云南彝族、回族等地，都出现了大量举人和进士。这不仅提升了边疆的文化水平，也为中央政权输送了人才，增强了民族认同感。

相比蒙古、新疆、西藏等地，云南在明代基本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分裂倾向，这与科举制度长期深入推广、儒家文化深入人心有很大关系。由此可见，明朝通过科举制度实现了文化教化与政治统治的结合，不仅稳固了政权，也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发展。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在高考制度，以及香港、澳门的治理模式中，看到这种历史经验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