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是科举中的第一名，是封建统治者信赖的人才，朝廷常为他们立碑纪念。清朝一共出了114名状元，他们大多才华出众，在各自岗位上尽责尽力，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过贡献。但在这些状元里，有一位例外——他曾官至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出任协办大学士，人称“徐相国”，在世时光环耀眼；可死后却既无谥号，也没有被史书正面记载，甚至没有被编入《奸臣传》，待遇之差，连那些名声极坏的权臣都不如。为什么会这样？

事情要从他的科举经历说起。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二十一日，全国公布会试成绩，年仅24岁的嘉定人徐郙名列第一——状元。听到自己的名字时，他并没有开心地笑，而是放声大哭。这一哭，夹杂着喜悦、压力和过往的艰辛：两年前（咸丰十年，1860年）他曾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参加会试，却落榜回乡，家中盘缠已尽，前路渺茫。留在京城继续备考并非人人可为——没有富厚家产、没有京城人脉，他无法像官家子弟或富商子弟那样在京中安身。后来，他遇到乐亭的士大夫崔氏，被作为家塾先生收留，崔家还为他修书房、提供生活支持，让他得以安心读书。两年后，他终于在恩科中一举成名，回报崔家的不仅是报书信，而是将状元的喜讯亲手送到了乐亭，从此乐亭人人传颂徐郙成状元的故事。

不过，关于他中状元是否“纯靠实力”，也有争议。坊间流传《清稗类钞》里的说法，说考场搜检疲惫，徐郙得以漏检带入小抄作弊。但按当时恩科的考题性质，这次考试并非单纯八股，而是围绕现实问题展开的即兴命题：如何修身、如何选贤任能、如何维护儒学与道学、如何整顿武备等。这类题目要求考生现场发挥、论述治国方略，不像靠背诵小抄就能拿高分。因此，更合理的解释是——徐郙确有学识与见解，他在答题中引经据典、分析透彻，尤其在论述军备与国防时，提出了很多明晰的观点，主张承认与列强在武备上的差距、学习西方器械与训练方式，同时强调军人的素质与纪律更重要，举例明永乐、戚继光等整军练兵的制度，显示了他的历史眼光与现实判断力。

但令人惋惜的是，中状元后的人生并没有延续早年的锐气。步入仕途后，他逐渐沉迷于声色和官场的应酬，未能把自己的学识转化为实干。任职江西学政使时，有件典型事例暴露了他处理公事的态度：当地一位风流才子许林因在庙会中与知府小姐的随从冲突被革名，按理应按法严肃处理。但徐郙在回函中措辞轻佻，替许林说情，最后还暗地里送他上考场，许林后又考中解元。这一举动既显示了他轻视法纪的一面，也反映出他对文人风雅的容忍与偏袒，损害了作为教育主管官员的公信力。

后来他官位连升，先后出任吏部左侍郎、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等，直到光绪二十六年被任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权势一时无两，人称“徐相国”。可在要事上，他常表现得敷衍懈怠。据记载，他常不按时到衙点卯，处理公文多依赖秘书代劳。戊戌变法时期，朝中文告频出，民间的“公车上书”等事件理应由他所在的都察院及时上报，但他迟迟不动，直到光绪皇帝亲自催办，才匆匆上奏，显示出他遇事推诿的消极姿态。

那么，他为何能在权力中心混得风生水起？一个重要原因是慈禧太后对他书法和对联等艺术欣赏有加，常请他题字作对，因而在宫廷中有宠。慈禧的偏爱让他在昏暗的官场中得以安稳持续地升迁。可是，得宠并不等于有为。徐郙虽有文学与书法才华，但作为国家大事的管理者，却缺乏责任心与担当。

最终的结局也很讽刺：1907年，69岁的徐郙去世。按常例，出身翰林且官至二品者应当赐谥号，史馆也会为其立传纪念。但这一次，礼部无人替他申请谥号，史官也不愿为他书写传记。他死后既无谥号，也无人替他树碑立传——这在当时的官场与史书传统中，是极为罕见且冷落的待遇。人们把这看作对他平庸与失责的一种历史评价：他曾有过出类拔萃的起点，也曾获得权力和荣光，但没有把这些转化为对国家和人民真正有益的作为，终以庸碌与懈怠收场。

徐郙的一生，给人的启示是明显的：光有才华与机遇不足以成就伟业，作为公仆，更重要的是坚守职业操守和责任感；一旦任职却不作为，晚年的荣耀与历史的评价都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