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时，一个有趣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千余名开国将帅中，来自第四野战军的将领占比高达三分之一。相比之下，第一野战军出身的将军数量明显偏少，这主要受制于当时一野的部队规模比四野少了数十万人的客观现实。

在军衔评定过程中，将领所属的野战军背景是一个重要考量因素。比如徐海东同志虽缺席了整个解放战争，但仍被授予大将军衔，关键原因就在于他是陕北红军的重要代表人物。基于类似的平衡考虑，一野有三位将领的军衔被高配授予。

首当其冲的是许光达大将。他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仅为师长，且1932年后长期在苏联养病。以这样的资历，按常规标准很难达到大将级别——要知道同期担任军长的许世友仅获上将军衔。抗战时期许光达担任旅长时，同级别将领多数被授予上将甚至中将军衔。解放战争期间他虽晋升为一野兵团级将领，但这一级别通常对应的是上将军衔。

从战功角度评价，许光达确实不如某些战功赫赫的上将。1954年军衔评定小组最初为他拟定的就是上将军衔。但在1955年1月的军委特别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平衡各红军方面军的历史贡献。1月16日的最终决定将许光达评为大将，主要基于三重考虑：红二方面军代表、八路军120师代表以及一野代表身份。此外，当时苏联装甲兵司令是大将军衔，而许光达正担任我军装甲兵司令员，这也是重要因素。

许光达本人对获授大将军衔深感不安，曾向贺龙和毛泽东请辞：主席，论战功我比不上许多上将，王震同志比我更合适。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许光达同志，你是个好同志啊！最终许光达接受了大将军衔，但坚持只享受上将待遇。

第二位是贺炳炎上将。他在红军时期最高任师长，抗战时期任副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军长。这样的资历按常规标准难以达到上将级别。与四野的梁兴初（38军军长，创万岁军威名）和三野的陶勇（23军军长）相比，后两者都只获得中将军衔。1955年8月，在毛泽东建议压缩上将名额的背景下，贺龙主动将外甥廖汉生降为中将。为保持红二军团的代表性，贺炳炎被破格提升为上将。

第三位是杨秀山中将。他的履历相对平淡：红军时期任副师级政工干部，抗战时期任副旅级的军分区司令，解放战争后期任副军长。按标准最多可授少将。与四野的钟伟（红军时期师政治部主任，后任军长）相比，后者仅获少将军衔。杨秀山能获中将，主要得益于贺龙的力荐。贺龙特别指出杨秀山身上残留21块弹片的特殊贡献，最终通过与其他将领调换获得中将军衔。

此外，一野还有曾光明少将也属高配。这位长征时期的营级干部，1949年任师副政委。1953年初评时仅为大校，后因在新疆军区的特殊贡献被破格提升为少将。

需要说明的是，1955年授衔总体是公平公正的。某些将领的高配往往与其特殊历史贡献相关，如许光达的大将军衔体现了对红二方面军历史地位的认可。同样，部分将领军衔低配则可能受名额限制或个人因素影响，如战功显赫但性格急躁的钟伟就是个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