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银行可以看到，那四个苍劲有力、飘逸洒脱的题字，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是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的手笔。

然而，在这之前，为“中国银行”这块金字招牌最先题字的，是一位分量更重的人物，他就是中华民国的奠基人，孙中山先生。

1912年，辛亥革命的炮火刚刚散去，百废待兴。

为了整理国家的财政，稳定金融秩序，孙中山先生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批准成立了中国银行。

当时事实上的中央银行，意义非凡。

孙中山先生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他的书法造诣也相当深厚。他的字，风格沉稳，气度不凡，被后世书法家评价为儒雅大方、凝重敦厚。

他题写的“中国银行”，每一个字都像一块坚实的基石，方正、厚重，充满了力量感，与银行给人的信赖感和安全感不谋而合。

这幅由国父亲笔题写的行牌，后来就一直悬挂在上海外滩23号的中国银行大楼上。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1912年到1980年，孙中山先生的题字版本，一直是中国银行的“标准像”。

时代新声，形象之变

时间来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已经成立，国家建设热火朝天，在国际舞台上也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随着新中国的外交和国际贸易逐步展开，中国银行的业务也开始向海外拓展。比如，1955年，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就因为业务发展的需要，购置了新的办公大楼。

这时，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南汉宸的面前。当时，国内各地的中国银行分行，乃至海外分支机构，所使用的行牌字体五花八门，很不统一。

这对于一个要在国际上树立全新、统一形象的国家银行来说，显然是个不小的问题。

南汉宸先生是一位非常有魄力和远见的人物。

他认为，新的行牌题字，不仅要书法精湛，更要能代表新中国的气象。为此，他审阅了不少当时北京书法名家的作品，但总觉得“差点意思”，未能完全满意。

而这张名片该由谁来书写，南汉宸的心中，渐渐有了一个理想的人选。

千挑万选，落定郭沫若

因为孙中山先生的珠玉在前，新题字的人必须是无论在社会声望、文化地位还是书法造诣上，都能得到广泛认可的大家。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南汉宸将目光投向了当时文化界的泰斗郭沫若。

南汉宸本人对郭沫若的才华和影响力非常崇拜。

郭沫若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著名的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成就斐然的古文字学家和书法家。

他的书法，尤其以其奔放的 “郭体” 闻名，大气磅礴，自成一派，在当时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于是，南汉宸亲自出面，与郭沫若商谈此事。郭沫若欣然应允，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据说，他为了写好这四个字，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反复构思、揣摩，精心书写了上百遍，才最终选出了自己最满意的一幅作品。

当南汉宸看到郭沫若的这幅题字时，立刻被其宽博遒劲、洒脱飞扬的气势所折服，当即拍板决定采用。

最初，这个新题字主要用于新设立的海外分行，比如1955年的伦敦分行，目的就是为了在国际上展示统一的品牌形象。

然而，郭沫若版本的“中国银行”真正变得家喻户晓，还要等到1980年。

当年4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外汇兑换券，券面上首次正式使用了郭沫若题写的“中国银行”字样。

随着外汇券的广泛流通，郭沫若的题字也迅速深入人心，并在此后被正式确定为中国银行的标准行名，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网点推广开来，成为了我们今天最熟悉的样子。

风格之辨

从书法的艺术角度来看，孙中山和郭沫若两个版本的“中国银行”题字，究竟有何不同？为什么最终的选择会是郭沫若的版本？

我们先看孙中山先生的题字。他的书法根植于传统，属于楷书，并且带有浓厚的颜体（颜真卿）风格，被行家称为“颜楷格调”。特点是结构严谨、笔力雄强、气势恢宏。

你看那四个字，每一个都四平八稳，敦厚如山，给人一种绝对可靠、不容动摇的感觉。

再来看郭沫若先生的题字。他的书法是行草书，风格截然不同。

郭沫若的字，线条粗细对比非常明显，变化丰富，笔画之间常常有牵丝相连，显得活泼而富有动感。

整个题字布局开张，气势奔放，有一种挣脱束缚、自由驰骋的韵味，充满了强烈的个性和视觉冲击力。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郭沫若的题字在实际应用中效果非常好。它的辨识度极高，无论是在高楼大厦的招牌上，还是在小小的银行卡上，都能一眼被认出。

就连当代著名的书法大家启功先生，在面对有人质疑郭沫若书法水平时，也曾公开表示：“你到街上去看看‘中国银行’那四个字，就都明白了。”

因此，选择郭沫若的版本，可以说是时代审美变迁和实际应用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然，两个人的版本都保留着，包括孙中山先生的，因为他的题字也也很有意义。

郭沫若的题字面向未来，代表着发展与创新；而孙中山的题字守护着过去，象征着渊源与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