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重生的鄂豫边抗日劲旅

1939年盛夏，全面抗战的烽火已燃烧两年。在广袤的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如星火燎原般发展壮大，屡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然而在华中重镇武汉周边，由于初期战略部署的偏差，抗日武装的发展却步履维艰。武汉沦陷近一年后，当地仅存30余支零散的游击队，总兵力不足千人。

为扭转困局，1938年初春，上级就派遣原红四方面军第30军政委李先念率领140余名骨干奔赴鄂豫边区。这支队伍穿越重重封锁，历时数月才于5月初抵达鄂中。与此同时，中原局派出的鄂中书记陈少敏也率领武工队突破封锁，从河南竹沟成功会师。

当时活跃在鄂豫边的主力游击队包括：郑绍文指挥的特工总队、许金彪的湖北抗日游击大队、陶铸的应城抗日游击队、张体学的独立第5游击大队和罗厚福的第6独立游击大队。在养马畈的整编大会上，这些部队合编为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揭开了华中抗战新篇章。

整编过程中有个插曲：李政委原计划调郑绍文的特工总队赴京山南山游击，但郑绍文考虑到部队的地方属性，婉言谢绝异地作战。李政委从善如流，改任其为政治部主任，将其部队改编为支队警卫连。这支新生的游击支队虽仅有数千人，其中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不过百余人，却承载着华中抗战的希望。

初创时期的游击支队面临着严峻考验。由于成分复杂、经验不足，违纪事件时有发生。一些老红军沿用苏区时期的严厉手段，反而引发新问题。应城游击队曾误杀小偷小摸的地痞，后又错将持良民证的百姓当作汉奸处决。李政委发现后立即纠正：老百姓不拿'良民证'如何生存？这些教训让他更加注重实事求是。

在马家冲战斗中，发生了更令人深思的一幕。李政委与陶铸政委巡视前线时，撞见擅自离队的指导员杨昌炽。面对陶铸要执行战场纪律的枪口，李政委及时制止：当年在四方面军，我们错杀过多少好同志？经政治部审查，这个武汉大学出身的知识分子最终被安排到《七七报》工作，后来成为优秀的宣传干部。

更体现李政委胸襟的是处理张牧云事件。当这个思乡心切的中队长企图带部队回河南时，多数干部主张按叛变罪处决。李政委却洞察本质：他们不过是想在家乡打游击。最终三人带着枪支返乡后，果然重新组织游击队继续抗战，用行动回报了这份信任。

正是这种既坚持原则又富有人情味的领导艺术，让这支以青年学生为主的新部队在日伪顽的夹缝中茁壮成长。从最初的千余人发展到6万雄师，最终淬炼成威震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