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15日,一场倾盆大雨笼罩着徐州城。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内,第二处处长李剑虹神色慌张地冲进办公室,向副参谋长文强报告了一个突发消息:报告!十分钟前,委员长专机突然降落在徐州机场,立即召见了副座。可没说几句话,就带着副座一起飞往北平了!
这里提到的委员长正是蒋介石,而副座则是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当时徐州的指挥体系异常复杂,形成了两套并行的领导班子:一套是以总司令刘峙为首,包括参谋长李树正、副参谋长章毓金和冯嶷;另一套则是杜聿明的班子,由参谋长舒适存和副参谋长文强组成。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舒适存和文强都曾是红军叛将,在红军中担任过重要职务。
当刘峙得知杜聿明被紧急调走,顿时暴跳如雷:这成何体统!副司令突然离开,徐州防务谁来主持?作战计划全被打乱了!他这一走,所有责任都落在我头上!北进计划现在由谁拍板?刘峙急得团团转,却又束手无策。这位被戏称为墙角之猪的将领,与那些能征善战的拦路虎或看门犬相比,军事才能确实相形见绌。其实当初选他担任徐州剿总总司令就充满争议——蒋介石、陈诚、顾祝同都不信任白崇禧,担心他与李宗仁联手生事,最终选择了虽忠心耿耿但缺乏实战经验的刘峙。顾祝同曾向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解释:徐州人选我们斟酌再三,在刘经扶和蒋铭三之间权衡。蒋铭三整日沉溺享乐,还是刘经扶更可靠些。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将领们普遍使用表字相称:刘峙字经扶,杜聿明字光亭,宋希濂字荫国,文强字念观,邱清泉字雨庵,李弥字炳仁。这些表字在历史文献中经常出现,特此说明以免混淆。
随着年龄增长,刘峙越发胆小怕事,面对战局变化常常手足无措。反观杜聿明,尽管身患五种结核病,健康每况愈下,但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仍勉力支撑。即便病得连坐都困难,蒋介石依然强令他坚守岗位。两相比较,更显出刘峙的无能。据《文强口述自传》记载,杜聿明调任徐州,实际上就是来替刘峙收拾烂摊子,就像当初卫立煌在东北接替陈诚一样。
杜聿明突然离开让刘峙陷入绝境:光亭走了,前线部队由谁指挥?我已下令各部暂停行动,原定作战方案也只能搁置。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刘峙完全乱了方寸。苦思良久后,他终于对文强说:光亭一时回不来了。必须另选将领指挥。我考虑调宋荫国来,他在滇缅战场表现出色,素有猛将之名,又是我在黄埔时的学生,应该能胜任。
宋希濂是黄埔一期生,人称鹰犬将军,刘峙曾任黄埔教官,故以师生相称。但文强当即提出异议,认为宋希濂未必能镇住邱清泉和李弥,蒋介石也未必同意调动。文强的担忧不无道理——蒋介石原本确实考虑过让宋希濂出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但前提是要由白崇禧任总司令来制衡。后来白崇禧突然变卦,拒绝调遣张淦兵团赴徐,还为此与蒋介石在电话里大吵一架。
见文强反对,刘峙只得放弃这个想法,转而采纳文强的建议:那就地提拔吧,邱清泉现在掌握六个军的兵力,可以升任副总司令,由他指挥主力部队。虽然心存顾虑,刘峙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一方案。
外号邱疯子的邱清泉向来目中无人,连刘峙都不放在眼里。他与李弥更是势同水火,指挥上屡生龃龉。刘峙忧心忡忡地对文强说:他会服从命令吗?我实在没把握。万一战事失利,这个责任我可担待不起。但文强坚持认为邱清泉是唯一希望。
最终,刘峙和文强只得向蒋介石请示,得到的回复令人啼笑皆非:杜聿明肩负重任,你们那边的计划可以暂缓执行。
在等待杜聿明归来的日子里,刘峙和文强如坐针毡。然而事与愿违,连绵暴雨导致多个兵团的机械化部队深陷泥潭。邱清泉怒不可遏,直接冲到徐州找文强理论:宋希濂能扭转乾坤?鬼才信!徐州就找不出个能人了吗?校长这指挥系统简直一团乱麻!未能如愿升任副总司令的失落让邱清泉怒火中烧。
可惜在杜聿明赴东北期间,刘峙和文强始终无法有效调动部队。等到杜聿明终于返回徐州时,战局已无可挽回,整个徐州防线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