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15日，一场倾盆大雨笼罩着徐州城。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内，第二处处长李剑虹神色慌张地冲进办公室，向副参谋长文强报告了一个突发消息：报告！十分钟前，委员长专机突然降落在徐州机场，立即召见了副座。可没说几句话，就带着副座一起飞往北平了！

这里提到的委员长正是蒋介石，而副座则是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当时徐州的指挥体系异常复杂，形成了两套并行的领导班子：一套是以总司令刘峙为首，包括参谋长李树正、副参谋长章毓金和冯嶷；另一套则是杜聿明的班子，由参谋长舒适存和副参谋长文强组成。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舒适存和文强都曾是红军叛将，在红军中担任过重要职务。

当刘峙得知杜聿明被紧急调走，顿时暴跳如雷：这成何体统！副司令突然离开，徐州防务谁来主持？作战计划全被打乱了！他这一走，所有责任都落在我头上！北进计划现在由谁拍板？刘峙急得团团转，却又束手无策。这位被戏称为墙角之猪的将领，与那些能征善战的拦路虎或看门犬相比，军事才能确实相形见绌。其实当初选他担任徐州剿总总司令就充满争议——蒋介石、陈诚、顾祝同都不信任白崇禧，担心他与李宗仁联手生事，最终选择了虽忠心耿耿但缺乏实战经验的刘峙。顾祝同曾向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解释：徐州人选我们斟酌再三，在刘经扶和蒋铭三之间权衡。蒋铭三整日沉溺享乐，还是刘经扶更可靠些。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将领们普遍使用表字相称：刘峙字经扶，杜聿明字光亭，宋希濂字荫国，文强字念观，邱清泉字雨庵，李弥字炳仁。这些表字在历史文献中经常出现，特此说明以免混淆。

随着年龄增长，刘峙越发胆小怕事，面对战局变化常常手足无措。反观杜聿明，尽管身患五种结核病，健康每况愈下，但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仍勉力支撑。即便病得连坐都困难，蒋介石依然强令他坚守岗位。两相比较，更显出刘峙的无能。据《文强口述自传》记载，杜聿明调任徐州，实际上就是来替刘峙收拾烂摊子，就像当初卫立煌在东北接替陈诚一样。

杜聿明突然离开让刘峙陷入绝境：光亭走了，前线部队由谁指挥？我已下令各部暂停行动，原定作战方案也只能搁置。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刘峙完全乱了方寸。苦思良久后，他终于对文强说：光亭一时回不来了。必须另选将领指挥。我考虑调宋荫国来，他在滇缅战场表现出色，素有猛将之名，又是我在黄埔时的学生，应该能胜任。

宋希濂是黄埔一期生，人称鹰犬将军，刘峙曾任黄埔教官，故以师生相称。但文强当即提出异议，认为宋希濂未必能镇住邱清泉和李弥，蒋介石也未必同意调动。文强的担忧不无道理——蒋介石原本确实考虑过让宋希濂出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但前提是要由白崇禧任总司令来制衡。后来白崇禧突然变卦，拒绝调遣张淦兵团赴徐，还为此与蒋介石在电话里大吵一架。

见文强反对，刘峙只得放弃这个想法，转而采纳文强的建议：那就地提拔吧，邱清泉现在掌握六个军的兵力，可以升任副总司令，由他指挥主力部队。虽然心存顾虑，刘峙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一方案。

外号邱疯子的邱清泉向来目中无人，连刘峙都不放在眼里。他与李弥更是势同水火，指挥上屡生龃龉。刘峙忧心忡忡地对文强说：他会服从命令吗？我实在没把握。万一战事失利，这个责任我可担待不起。但文强坚持认为邱清泉是唯一希望。

最终，刘峙和文强只得向蒋介石请示，得到的回复令人啼笑皆非：杜聿明肩负重任，你们那边的计划可以暂缓执行。

在等待杜聿明归来的日子里，刘峙和文强如坐针毡。然而事与愿违，连绵暴雨导致多个兵团的机械化部队深陷泥潭。邱清泉怒不可遏，直接冲到徐州找文强理论：宋希濂能扭转乾坤？鬼才信！徐州就找不出个能人了吗？校长这指挥系统简直一团乱麻！未能如愿升任副总司令的失落让邱清泉怒火中烧。

可惜在杜聿明赴东北期间，刘峙和文强始终无法有效调动部队。等到杜聿明终于返回徐州时，战局已无可挽回，整个徐州防线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