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大臣去世后能获得的最高荣誉谥号当属文正和文襄。整个清朝近三百年间，仅有23位重臣获此殊荣，其中8人谥文正，15人谥文襄。值得注意的是，还有10位大臣获得了次一等的文忠谥号。虽然普遍认为文正最难获得，但若单论汉族大臣，反而是文襄更为难得——整个清朝仅有3位汉臣获此谥号，而8位文正获得者则清一色都是汉人。

清朝的谥号制度极为严格，朝廷在赐谥方面相当谨慎。史料记载：国朝优待臣子，恩宠有加，但身后赐谥最为慎重。从清初到道光年间，获谥号的官员总数不足五百人。更令人意外的是，在同治朝之前，即便是一品大员也未必能获谥，不少大学士、尚书去世后都未能得到谥号。直到慈禧太后掌权后，才明确规定所有一品官员去世后都应赐谥。

不过，获得谥号只是第一道门槛，以文字开头的谥号更是难上加难。按照惯例，只有翰林出身的官员才有资格获得文字谥号。若非翰林出身，则必须官至大学士才可能获此殊荣。整个清朝，仅有索尼和周天爵两位既非翰林出身、又未任大学士的官员破例获得了文字谥号。

在众多文字谥号中，文正、文襄和文忠最为尊贵。其中文正的授予有个特殊规定：曾任上书房师傅者，按例可得正字。但这一规定实际执行中并不常见，因为担任过帝师的官员本就稀少，且还需考量个人品德、才能及皇帝宠信程度等多重因素。

清朝共有8位文正获得者：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其中曾国藩是个特例，他虽非帝师，却凭借平定太平天国的卓越功勋获此殊荣。其余七位则都是皇帝的老师。不过细究这八人的功绩，曹振镛、杜受田等几位的成就确实难与陈廷敬、张廷玉等名臣比肩，可见皇帝个人好恶在文正评定中起着关键作用。虽然谥号通常由礼部拟定，但文正往往由皇帝直接钦定，这也导致其含金量时有波动。

再看文襄谥号，清朝共有15位获得者，包括洪承畴、左宗棠等名臣，其中汉臣仅于敏中、左宗棠、张之洞三人。这些获谥者大多在军事上有突出贡献：洪承畴为清朝统一立下汗马功劳；靳辅治河有功，保障了江南赋税运输；福康安、兆惠等则是乾隆朝著名战将。值得注意的是，咸丰年后文襄评定标准更加严格，规定必须有显赫军功才能获此谥号，导致像胡林翼这样的名臣因功未成而只能获文忠谥号。

综合来看，文正与文襄可谓并列为清朝最尊贵的谥号，而文忠则稍逊一筹。这两种顶级谥号的评定，既考量功绩才干，又受皇权意志影响，折射出清代官僚体系的独特运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