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备受推崇的明君典范。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重用贤才，关心民间疾苦，推行轻徭薄赋政策，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这段盛世让后世将李世民视为历代帝王的学习楷模。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位明君，其生平仍存在诸多争议，特别是玄武门之变的真相始终扑朔迷离，而他后来修改国史的行为更引发后人持续讨论。

贞观三年（629年），太宗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在中书省设立秘书内省专门编修前朝历史。但就在同年的闰十二月，他又下令将史馆迁入皇宫禁地，安置在门下内省北侧，并改由宰相直接监督。这一调整使史馆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从修史机构转变为皇帝直接掌控的国史编纂部门。关于太宗为何要重组史馆、修改国史，历史学界至今仍众说纷纭，成为一桩未解的历史悬案。

有学者认为，太宗修改国史的主要目的是掩盖其夺位真相。这种观点指出，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诛杀兄长李建成、逼迫父亲李渊退位的行为，与儒家伦理道德严重相悖。为掩饰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同时强化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太宗特意建立了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史官很难保持独立立场，只能按照统治者的意愿书写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太宗曾多次打破惯例，亲自查阅国史和起居注，声称是为了自行修改。实际上按照传统，皇帝是无权干预史官记录的。

在太宗的授意下，史官们将玄武门之变描绘成一场为国为民的正义之举，完全扭曲了历史真相。同时，在《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的编纂过程中，太子李建成的功绩被刻意淡化，李渊的历史贡献也被大幅削减。比如在记载太原起兵时，李渊被写成完全听命于李世民的配角。通过这样的历史改写，李世民成功塑造了自己作为唐朝开创者的形象，使其继位显得顺理成章。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太宗修改国史是出于现实政治需要。他让史官将太原起兵描述为李渊的被动之举：在隋炀帝下令捉拿后，经人设计才不得不反，起兵时还高喊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的口号。这种叙事既将李渊塑造成忠君爱国的形象，又凸显了李世民在建国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可谓一举两得。这种历史书写显然有利于巩固太宗的统治地位，为李唐王朝的合法性提供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