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中旬，关麟征率领的第25师正驻扎在山西南部。这支部队是在红军东征期间奉命调往山西参战的。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张学良和杨虎城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通电。但令人意外的是，关麟征竟然没有收到这份重要通电，他得知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还是通过胡宗南的军用电话通知的。据说关麟征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场昏厥，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个事例生动地说明，民国时期的通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高效。它的传播范围和速度其实相当有限。关麟征之所以没能第一时间获知消息，是因为晋南地区相对偏远，既不是通电必须送达区域，也没有影响力大的报社驻点。而胡宗南能及时得到消息，是因为他的部队驻扎在陕西惠安堡，距离西安较近，可以直接获取情报。

那么，什么是通电呢？在媒体尚不发达的民国时期，通电就是个人或团体通过电报形式，公开发表政治主张的一种方式。内容可以包括效忠声明、宣战通告、就职宣言、辞职声明等各类政治表态。它的本质是一种电报版公开信，主要目的是快速传播立场，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当时电报网络并未完全覆盖全国，所以通电更准确的定义应该是信息的第一发布渠道。有学者这样概括：通电是以大众为传播目标的电报，通常发给多个接收方。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公共的'，是因为一般采用明码发送，或者通过报纸公开发表。这里要注意区分军事密电和私人电报，通电通常使用明码，无需解码，主要发送对象有两类：

第一类是各大中城市的电报局。民国时期全国约有200多家电报局，像上海、北平这样的大城市还不止一家。但很多小县城根本没有电报局，自然无法第一时间接收通电。这些地区要获知消息，只能等待大城市电报局收到通电后，通过报纸刊登或广播播报。比如《申报》《大公报》等知名报纸，遇到重大新闻时会加印号外，由报童沿街叫卖，消息就这样传播开来。

影响力较大的报社有时会直接收到通电，但要把报纸送到中小城市需要时间。那时候可没有现在的快递服务，什么次日达包邮都是奢望，通常要两三天才能送达。所以像胡宗南、关麟征这样驻扎在偏远地区的部队，很难及时获取通电内容。

（济南电报局旧照）

第二类接收对象是特定个人或单位。民国时期无线电刚开始普及，重要政治人物和军事单位都配有专用电台。通电发起方可以直接将电文发送给这些特定接收者。我们常看到民国电文开头列着一长串称谓，就是发给不同接收者的标记。

值得一提的是，发电报在当时成本很高。清末时每个字就要一角多钱，到1927年省际电报涨到每字一角六分银圆。而通电往往长达数百甚至数千字，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通电分为两种：一种是小范围通电，只发给相关人士和报社，花费约150-200银圆；另一种是全国通电，要发给全国200多家电报局和30多家主要报社，动辄花费上万银圆，绝非普通人能承受的。

像西安事变这样的大事，张学良、杨虎城选择通电全国，就是要让全国人民了解真相。全国通电的传播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发给权力机构、社会团体、军政要员等四类主要目标；其次由报纸电台进行二次传播；最后通过市井百姓口口相传。哪像现在，手机一点什么消息都知道了。

（给山东刘珍年的电文）

全国通电不仅是宣传手段，更是重要的政治工具。通电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抢占道德制高点，阐明立场。比如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立即发出措辞强硬的通电，声称要武力讨伐，这就是典型的政治博弈。军阀混战期间，互相发通电更是家常便饭，成为特殊的口水战。中原大战前，蒋介石和阎锡山就通过通电展开激烈论战，连冯玉祥都感叹这是兵战前的电报战。

据统计，民国时期全国通电次数相当惊人：1912年33次，1913年40次，1917年激增到70次。内容涵盖各类政治事件，局势越动荡，通电就越频繁。到解放战争时期，起义部队也要通过通电表明立场。比如卢汉在云南起义后第三天，中央军反扑部队就兵临城下了，可见通电的时效性。

最后要说明，通电并非军阀专利，任何人都可以发——只要付得起电报费就行。个人、团体、官员、平民，只要愿意花钱，都可以通过通电表达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