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沉寂近一年的赣北战场突然变得紧张起来。种种迹象都在暗示，一场大规模战役正在酝酿。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接连收到来自南昌、九江和南浔铁路沿线情报人员发回的密报，这些报告不约而同地指出：日军正在频繁调动部队，战事一触即发。 南昌方向传来的情报尤为引人注目。据潜伏在当地的探子观察，南浔铁路上往北行驶的列车总是大开车窗，可以清楚看到车厢内全副武装的日军士兵；而南下的列车却门窗紧闭，显得格外神秘。更令人警惕的是，鄱阳湖水域突然多了不少日军舰艇，大批日军正从湖岸登陆。 这些情报很快得到了进一步证实。有探子报告说，他们夜间将耳朵贴在铁轨上监听时，发现南下列车发出的声音格外沉重，显然装载了大量物资或人员；而北上列车则显得轻快许多。九江方面的情报人员也传来类似消息：日军严令当地居民夜间必须紧闭门窗，禁止外出。但细心的探子们仍发现，城内频繁传出部队集结的脚步声和车辆调动的轰鸣声。

罗卓英对情报工作极为重视，他精心构建的情报网络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情报人员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江西人，有些就是南昌、九江本地居民，他们能完美融入当地环境，不易引起日军怀疑。正是这样的优势，让他们能够持续获取重要军情。 综合各方情报，罗卓英判断日军近期必将发动大规模攻势。但敌军的主攻方向究竟在哪里？为解开这个谜题，他立即召集参谋人员开会研讨。 在军事会议上，第十九集团军参谋处长梁启霖提出了一个独到见解。他指出，当前动向与一战时德军在坦能堡战役中的战术如出一辙。梁启霖分析认为，日军故意让北上列车大开车窗展示兵力，实则是虚张声势；而南下列车暗中运兵，才是真正的作战部署。基于这个判断，他确信日军主力正从南昌出发，准备在数日内发动进攻。

事实正如梁启霖所料。日军确实计划从南昌调兵进攻长沙，但又担心南昌防务空虚，于是决定先在赣北地区发起佯攻，意图牵制第十九集团军。为此，日军集结了第33师团、第34师团和第20混成旅团，总兵力约五万余人。

日军计划兵分三路：南路以第20混成旅团为主力，沿赣江和锦江推进；中路第34师团沿湘赣公路进攻；北路第33师团从安义直扑高安。他们企图先歼灭中国第70军和第49军，再合围上高地区的第74军。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罗卓英凭借对地形的熟悉，迅速构筑了两道防线，准备先消耗敌军，再诱敌深入上高地区予以围歼。

3月15日，日军正式发起进攻。南路部队沿江推进，中路沿公路进发，北路则从安义出发。日军指挥官园部和一郎自信地认为他们的计策能迷惑罗卓英，殊不知中国军队早已识破其意图，并做好了应对准备。 战斗打响后，北路第33师团起初进展神速，但很快就被江西复杂的山地地形所困。这里山高路险，许多小路早已被毁，大部队难以展开。原本四路纵队的行军队伍被迫缩减为单列前进，行军速度大减。日军炮兵更是在山区难以施展，高海拔和复杂地形严重影响射击精度。直到日军调来空军支援，战局才有所改观。 虽然日军中路和南路相继突破第70军防线，向上高逼近，但罗卓英早有准备。他沉着应对，迅速调整部署。不过，他低估了日军空军的威力，这个疏忽导致第70军防线被突破时，增援部队尚未到位。 危急关头，罗卓英急调第74军驰援。军长王耀武立即率部投入战斗。尽管指挥系统一度出现混乱，但罗卓英及时返回前线稳定军心，重新调整战略部署，向各部下达新的作战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