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长安街知事

清末民初的政权更迭、社会剧变引起了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思想秩序的三重解体，构成了新陈代谢的过渡时代——新旧政体嬗递、新旧群体交织、新旧思想杂糅，互起互伏，波波相续。

一群飘摇彷徨的人

参与民国治理的官员，不少曾是前清的两万六七千名品官中的一员。除了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等民国要人，辛亥革命后各地的新政府都督，也有一些是前清督抚，包括出任江苏都督的原江苏巡抚程德全、出任广西都督的原广西巡抚沈秉堃、出任广东都督的原两广总督张鸣岐、出任安徽都督的原安徽巡抚朱家宝、出任山东都督的原山东巡抚孙宝琦等。

在这一新旧过渡阶段，民国官员“强半皆曾仕先朝”。这样的经历使得他们对前清有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为显示自己思想先进，并非迂腐落后之辈，自然要和胜朝割席；但另一方面，受忠君思想影响，为了不被指为忘恩失义，又要表现出对逊帝的眷念。

新旧过渡阶段，“与国运和世运相连的世人，常常被置于国运和世运的起落之中”。在“明暗之间”，逊清皇室以及前清高官成了一群飘摇彷徨的人。本书的书写对象，便是这群飘摇彷徨的人。

三种不同的人生选择

辛亥鼎革之际，许多前清贵族与高官从政治权力的中心沦落为被时代抛弃的边缘人。站在未有之时代变局前，他们在新与旧的此消彼长之间徘徊纠结，在“遗民”与“新民”的多种身份中，做出不同的人生选择。

选择“隐”者，有原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两江总督张人骏等。他们大多服膺于忠君思想，即使在清廷覆灭后，仍怀着思恋故国的遗民情结，出走京师，避往天津、青岛、大连等地，远离政治中心，过着寓居生活。

选择“敌”者，有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以及原陕甘总督升允等。他们效忠清室，坚决反对民国，采用兵戎相见等激烈方式应对政权更迭，积极动员国内外一切力量开展复辟运动，尽管屡遭挫折，但仍不死心。

选择“朝”者，有原云贵总督李经羲、署直隶总督张镇芳、邮传大臣唐绍仪等。他们入仕民国，成为整合新旧力量、衔接政权更迭的重要人物，使得民国在“旧瓦砾”上建立起来。

然而，即使腾达如唐绍仪、李经羲、张镇芳者，在民初也形格势禁：唐绍仪担任民国首届国务总理短短三个月后即挂冠而去；李经羲曾取代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但在位时间只有短短的十天……他们的境遇，也反映了在民国初年的政局中，失去武人等新兴政治力量支持后，前清高官政治地位的飘摇与政治影响的衰减。

选择并非一成不变

诚如历史发展并非线性单向，个人的选择也并非一成不变。民国以来，由于薪俸断绝、生存艰难，很多前清官员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放弃往昔坚守的精神信条，一改初衷出仕民国。比如记名道员冒广生在清帝逊位第二天即携母亲避隐天津，他本与友人相约不出仕民国，还在个人名刺上印着“前清四品京堂”。但最终，他还是为五斗米折腰，于1912年12月应聘为北京政府财政部顾问。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随着取代专制的共和制度在中国弊窦丛生，一些人选择“离开”民国，比如主张共和的伍廷芳和唐绍仪，曾积极推动南北和谈，对民国肇建功莫大焉，却在民国建立不久后不约而同地“疏远民国”。

尽管选择与出路并不相同，但他们各式各样的命运际遇都映射着过渡时代中个体的飘摇人生与彷徨心理，也共同构成了新旧更迭之中虽动荡混乱、多线复杂但也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民国。

将这群人作为本书的书写对象，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自身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意义，承载了时代的特殊印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被书写较少——既有研究大多关注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等宏观层面的新旧更迭，较少看到史实背后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具体的人物研究也往往更侧重于趋新一派，许多晚清高官似乎落入帝制王朝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历史鸿沟”中，随着清朝的覆灭而被遗忘，面目模糊不清，外界对他们的认识也基本固化为落后守旧的遗老遗少。因而，尽最大可能去找寻晚清民国时期的可靠史料，努力还原他们在民国初年的政治选择、个人作为、日常生活和心理心态等，进而从微观个人史的层面丰富清末民初这一历史转折点的多种面向，这是本书写作的初衷。

作者：刘江华，近代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