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盆地西北部边缘，岷江奔腾而过的汶川县，“汶川”二字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地名史与语词文化志。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县名源于境内的汶水（今岷江），古代“汶”“岷”通用，《说文解字》释“汶”为“水出蜀郡湔氐徼外，东南入江”，“川”在古汉语中特指“河流”，后引申为“河流流经之地”，“汶川”合义即“汶水（岷江）所经之域”，既点明地理特征，又承载着古人对流域文明的认知。自西汉元鼎六年（前 111 年）以蜀郡北部冉駹地设汶山郡始，“汶川”专名沿用两千余年，2025年7月更入选第三批省级地名保护名录（千年古县），其地名稳定性与语词传承性，成为巴蜀地区历史文化延续的鲜活例证。

1935年5月至8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及总指挥部转战汶川，足迹遍布威州、灞州、绵虒、映秀等镇，在攻打雁门关、巧夺岭岗、马岭山阻击战、激战板桥关等战斗中，不仅建立了县、区、乡、村四级苏维埃政权，还在涂禹山、雁门关、马岭山等地留下了红色足记。这些地名既延续了传统地名的语词构造逻辑，又注入了革命文化内涵，如今与抗震救灾精神交融，成为汶川在新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根基。

涂禹山（汶川县苏维埃政府发源地）：从“大禹传说地”到“红色政权摇篮”，地名语词里的“为民” 传承

“涂禹山”的地名渊源自带神话与历史双重基因，“涂”字源于当地古羌语“土”的音译，意为“山地”，“禹” 则关联大禹治水的传说，据《蜀王本纪》记载，大禹“生于石纽，其地在蜀西羌中”，汶川正是古羌人聚居地，百姓为纪念大禹“治水救民”的功绩，将这片山间高地命名为“涂禹山”，“涂（山）+ 禹（人）” 的语词组合，既体现了“地以人显”的传统地名命名逻辑，又暗含“以民为本”的文化内核。

1935年6月，红军在涂禹山开启了汶川革命史上的重要一页：建立中共汶川县委员会，筹备县级苏维埃政权，计划召开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搭建“工农当家作主”的政权框架。虽因岷江对岸绵虒驻有国民党军、威州索桥被敌机炸毁，代表大会未能如期举行，但红军以涂禹山为核心，先后建立下庄、和平两个区级苏维埃，以及10个乡级、41个村级苏维埃政权——“下庄”“和平” 等地名，前者因地处山谷下方的村庄得名，后者则寄托了红军对“和平生活”的向往，语词中充满对民生的关切。各级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时，“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与大禹“疏川导滞”的为民精神形成跨时空呼应，“涂禹山”从此不再只是神话传说的载体，更成为汶川革命火种的“发源地”，其地名语词里的“为民”初心，从远古治水传说延续到近代革命实践。

红军桥（威州镇・岷江通道）：从“威州索桥”到“红军桥”，地名语词里的军民同心

在汶川县威州镇，横跨岷江的“红军桥”，其地名演变是革命历史与群众情感的生动写照。这座桥最初因地处威州镇，被当地人称为“威州索桥”，“索桥”是对其以竹绳、木板铺就建筑形态的直白描述，属典型的“地域+形态”地名命名模式。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为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策应中央红军会师，在威州镇展开多次战斗，这座索桥成为红军北上的“生死通道”——一旦桥梁中断，红军主力将陷入“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绝境。

敌军为阻拦红军，蓄意破坏铁索桥，危急时刻，威州的藏、羌、回、汉百姓冒着炮火，与红军战士并肩作战：羌寨老人送来祖传的绳索，回族商人捐出店铺的木板，汉族青壮年主动攀爬铁索铺桥，藏族阿妈则在桥头烧水送粮，先后两次修复索桥。1955年,为缅怀红军的不朽功勋，汶川县将原威州索桥改建为钢绳木板吊桥,命名为“红军桥”。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根据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将此桥建成景区走廊桥,作为纪念当年红军与敌军展开激烈的索桥争夺战，地名语词从“形态描述”到“精神象征”的转变，记录着那段热血往事，也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

汶川县红军纪念馆（绵虒镇羌锋村）：从“簇头寨红军烈士纪念地”到“汶川县红军纪念馆”，地名语词里的信仰传承

绵虒镇羌锋村的“汶川县红军纪念馆”，其地名与语词演变，承载着对烈士的缅怀与对信仰的坚守。纪念馆所在的羌锋村，古称“簇头寨”，“簇”在羌语中意为“山坡上的聚居地”，“头”指“首要、核心”，“簇头寨”即“山坡上的核心村寨”，是对当地羌寨分布形态的精准描述。1935年8月10日至11日，44名红军战士在簇头寨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簇头寨”这个原本普通的羌语地名，从此与“烈士牺牲地”的记忆绑定。

为缅怀先烈，汶川县于1977年在此修建“红军烈士纪念馆”，“红军烈士”明确纪念对象，“纪念馆”点明建筑功能，语词直白庄重；2008年 “5·12” 汶川特大地震中，纪念馆建筑整体坍塌，2009 年重建后更名为“汶川县红军纪念馆”——新增的“汶川县”三字，将纪念馆与县域历史深度绑定，使纪念意义从“村寨级”提升至“县级”，强化了地域归属感。如今，纪念馆内陈列的红军水壶、步枪上，仍能看到“为人民服务”“赤化全川”等字样，与馆名语词形成呼应，每一个文字、每一处地名，都在传递“不怕牺牲、坚守信仰”的精神力量。

马岭山红军阻击战场遗址（绵虒镇红旗村）：从“马岭山”到 “阻击战场”，地名语词里的英雄史诗

“马岭山”位于汶川县绵虒镇红旗村，其地名语词带着浓郁的自然地理特征，“马岭”因山体走势蜿蜒如“奔马”得名，“山”为通用地貌词，属“形态+地貌”的传统命名方式；“红旗村”是2019年村级建制调整后更名，“红旗”象征革命胜利，语词充满时代印记，两地名一古一新，见证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传承。

1935年5月，红三十军89师在威州渡过岷江后，曾在此夺取岭岗、控制制高点；8月红军北撤时，红99师297团留下一个连200多名战士，在马岭山承担阻击任务 ——“阻击战场”的语词定性，精准概括了此处的历史功能。当时，川军三个团在飞机支援下，向马岭山红军阵地发起猛攻，红军战士在“无险可依、装备落后”的情况下，凭借“人在阵地在”的信念，打退敌军多次进攻。最终，红军以牺牲100多人的代价，歼敌数百人，圆满完成阻击任务，为大部队北上争取了宝贵时间。地震前，马岭山曾是阿坝州规模较大、遗迹保存完好的红军战场遗址，虽经地震损毁，但“马岭山红军阻击战场遗址”的地名语词，通过“自然地名+历史事件+遗址类型”的组合，清晰标注了地理坐标与历史价值，每一个字都在诉说那段浴血奋战的岁月。

郭竹铺红军石刻标语（威州镇新桥村）：从“郭竹铺牌坊”到 “红色标语载体”，地名与文字里的革命呐喊

威州镇新桥村的“郭竹铺红军石刻标语”，其地名与文字的结合，是革命思想传播的生动案例。“郭竹铺”原为当地集市名，“郭”为姓氏，“竹”因周边竹林茂密得名，“铺”在清代指“驿站或集市”，“郭竹铺”即“郭姓聚居、竹林环绕的集市”，属“姓氏+自然特征+功能”的复合地名命名模式；其载体是一座清代晚期的悬山式顶、二柱一开间石牌坊，原本用于纪念乡贤，是传统宗族文化的物质载体。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威州后，为向群众宣传革命主张，在石牌坊上刻下六幅楷书阴刻标语：正面横刻“消灭刘湘”，右联“邓锡侯田颂尧李家玉”、左联“是杀人的棒老二”；背面横刻“工农专政”，右联“活捉蒋介石”、左联“赤化全四川”。从语词文化来看，这些标语采用“楷书阴刻”工艺，字体方正有力，符合革命宣传“清晰易懂、掷地有声”的需求；内容上，“消灭”“活捉”等动词极具号召力，“工农专政”“赤化全川”则明确革命目标，将抽象的政治主张转化为群众能理解的直白语言。1996年，郭竹铺红军石刻标语被确定为州级文物保护单位，“郭竹铺”这个地名也因这些标语，从“集市标识”转变为“革命宣传地标”，石牌坊上的每一道刻痕，都是红军与群众沟通的“文字桥梁”，也是革命思想在汶川扎根的见证。

红色地名焕新：汶川的精神传承与时代答卷

从涂禹山“大禹传说+革命政权”的地名文化融合，到红军桥“形态描述+精神象征”的语词演变，从红军纪念馆 “村寨名 + 纪念功能” 的意义升级，到马岭山“自然地名+历史事件”的价值标注，再到郭竹铺“集市名+革命标语”的文化赋能，汶川的红色地名早已超越地理标识的意义，成为融合长征精神与抗震救灾精神的“精神坐标”。这些地名既延续了巴蜀地区“因水得名、以人显地”的传统命名逻辑，又通过语词创新，注入了“军民同心、坚守信仰”的革命内涵，形成“传统与现代共生、历史与精神交融”的独特地名文化体系。

近年来，汶川以这些红色地名为核心，探索“红色旅游+”发展路径：依托映秀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整合长征史、抗震救灾史资源，打造“爱国爱党·家国情怀”主题培训阵地，让红色地名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2024年，汶川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0.21亿元，增长5.8%；旅游总收入81.28 亿元，上升21.71%；游客接待量突破千万人次——这份亮眼的成绩单，正是红色地名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体现。如今的汶川，既保留着“千年古县”的历史厚重，更延续着红色地名里的初心使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正以红色为笔、以奋斗为墨，书写着“精神富足、生态优质、文化多彩”的崭新篇章。

来源：阿坝民政